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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经济如何打破减速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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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开那些算命先生式的“中国崩溃论”不谈,近来,学术界也出现了若干关于中国经济减速可能性的严肃讨论。有两个依据国际范围比较进行的研究,值得给予格外关注:一是摩根士丹利研究人员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这个“魔幻数字”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开始减速;二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一篇论文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开始减速。结合中国近年来发生的阶段性变化,这些关于减速的国际经验,对于中国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从人口红利到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中国在过去30余年实现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所谓人口红利,通常用人口抚养比,即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依赖型人口与16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抚养比都在降低的过程中,直到最近为止。虽然不同的预测有些许的差异,但是,抚养比停止其下降趋势的年份,跑不出2010年-2013年之间。那么,人口红利消失究竟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实质性影响,有没有办法打破这种减速“魔咒”呢?
  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重农学派认为是土地,但是,土地会遇到肥力递减和报酬递减。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一些国家带来先天禀赋,但是也会遇到诸如“荷兰病”一类的“资源诅咒”。资本作为一种可再生投入要素,长期为增长理论所青睐,但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也否定其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的地位。劳动力丰富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过早发生,但是,这种人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必然将消失。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物质资本的投入快于劳动力的投入,从而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提高,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实中,这就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购买更多的机器来替代劳动者。但是,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有限度的,可能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困扰。所谓资本报酬递减,是指在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后,工艺过程效率反而下降,包括人与设备的协调程度降低等情形。
  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而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这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可以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在人口红利消失,或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时,要求设备本身也包含技术进步,要求操作者素质的提高以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以释放出更多的微观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要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从国际范围看,国家贫富差别主要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而那些曾经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终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主要原因,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例如,前述关于在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经济体开始减速的研究就发现,85%的减速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来解释。
  对于那些经历过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体而言,抚养比停止下降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未能及时跟进,减速乃至停滞就在所难免。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1990年以后,正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欠佳,日本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如图2所示,在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日本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在抚养比停止下降时,经济增长便明显减速,进而,随着抚养比提高,日本经济陷入停滞。
  近年来,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从1978年-1994年期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年-2009年期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年-2015年期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贡献,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
  然而,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无论是作为需求方面的经济增长拉动力,还是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都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目前中国出现的投资增长,具有政府主导和资本密集程度高的特征,容易违背特定地区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伤害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探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对于保持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打破减速“魔咒”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一个统计残差,即在经济增长率的各种贡献成分中,生产要素增长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其实,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计量技术的改进,这个残差可以不断被分解出可以解释的部分。例如,研究者已经普遍把人力资本的贡献从残差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而目前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可以被看做是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两个部分构成的。事实上,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秘诀,就是要懂得如何保持这两种效率的改善,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产业转移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的。例如,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就是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门内部也可以形成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得以扩大,因而效率与企业规模成正比。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一半的因素来自这种资源重新配置过程。
  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间,资源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贡献至为显著。经济学家观察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率做出的贡献大约在16%-22%之间。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部分体现在这个贡献份额中。因此,不言而喻的是,随着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从而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将大幅度减慢。例如,外出六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在2002年-2006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6.0%,而在2006年-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仅增加3.7%。
  表面上看,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的“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似乎预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中国的终结。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准确。至少在今后10年到20年中,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仍将存在,并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因素,将会有力地支撑这个转移过程。
  第一个有助于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因素是,我们迄今为止尚看不到哪个国家或者哪一组国家,有足够的规模和力量替代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当一些记者看到有投资者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上涨,而把投资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时,便尾随而至,到那些新的投资地采访。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国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也在上涨,而且与中国工资的上涨时机十分相符,涨幅也相差无几。其实,这也算不上奇怪。既然过去20年到30年中,中国廉价劳动力可以抑制全球的工资上涨,今天中国的工资上涨也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追随中国之后,等着收获人口红利的国家。
  我们不妨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如果我们把不包括比中国发达程度高的俄罗斯、巴西、南非在内的、所谓“金砖五国”(BRICS)和“新钻十一国”(N-11)劳动年龄人口相加总的话,观察各国的份额会发现,与那些等着收获人口红利的国家放在一起,中国的劳动力份额仍然超乎寻常的高。
  这意味着,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总规模和庞大份额,它不是全球劳动力价格的被动接收者,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劳动力价格的决定者。也可以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虽然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有所削弱,但短期内尚没有足够大的竞争者,可以替代中国的地位。这给予我们一定的时间,推动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个有助于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因素是,我们可以预期在一定时期内,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将继续低于东部地区。随着“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工资在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出现了趋同的趋势。2003年,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4%,而2009年这个比例提高到96%。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预期,沿海地区工资上涨速度会逐步快于中西部地区。因为从目前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和发生率看,东部地区占压倒性多数。例如,目前全国立案的劳动争议有72%发生在东部地区,这里的劳动争议发生率,即每一千个职工对应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为5.2,大大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5和2.0。由于劳动争议的主题是工资,这就意味着东部地区的现行工资水平更加不能使工人满意,而为了吸引劳动者,工资的继续快速上涨是可以预期的。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现行工资水平,对本地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在他们被动员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可能会相对平滑。这样,我们从地区工资差异以及潜在的劳动力供给角度,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巨大空间。
  
  创造性毁灭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分解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之后,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绩效的残差,可以被看做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部分。这部分效率通常可以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完善激励机制、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努力获得。如果仅仅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作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度量指标,则产业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即最富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从而达到较大的规模,也常常包含在技术效率中。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其中的技术效率,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所能做的,不是在微观层次或投资领域的越俎代庖,而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让有效率的企业存活和发展,并淘汰掉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其实,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取决于那些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好的企业能够占主导,并不断提高其份额,因此,熊彼特所倡导的“创造性毁灭”就是提高整个经济健康程度的机制。只不过,这个机制包含的内容很多,而不是简单地把创造与毁灭相提并论。
  首先,政府要舍得让那些没有效率,并且被证明没有希望回到效率轨道上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中国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扮演着发展型政府的角色,为许多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殚精竭虑。在企业生存面临挑战时,政府无论出于感情,还是出于现实的GDP、税收和就业考虑,都十分地割舍不开。但是,在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一部分企业垮掉是取得更高整体效率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日本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犯了保护低效率企业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如此严重,形成了一批该死不死的“僵尸企业”,成为“失去的十年” 乃至“失去的20年”的微观根源。
  其次,政府职责是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快建设社会保护制度,使劳动者获得能够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以及一旦经历结构性冲击,能够得到必要的社会安全网的有效覆盖。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出现了非熟练劳动者短缺的现象,他们面临着就业机会增加、工资上涨迅速的大好时光。然而,这个“好时光”不会延续太久。如果在这个时候,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不利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激励机制的话,如果更多的就业岗位和不断提高的报酬使青年人急于辍学就业,这一代劳动者群体终究会遭遇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
  此外,一个有效保护暂时被劳动力市场排挤出来的劳动者的社会安全网,也是创造性毁灭机制达到预期目的的制度保障。创造性毁灭的目的不是毁灭,也不是对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视而不见,而是通过这种机制提高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将社会保护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教育干预、医疗援助和家庭扶持等等,面临着巨大的需求和最适当的时机。
  最后,政府应该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度性,为创造性毁灭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是实现创造性毁灭的最佳方式,所以,发生危机的时候也是创造性毁灭的最好时机。其实,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或者一种理想表述而已。在危机和衰退时期,金融体系变得缺乏信心和格外谨慎,企业创新和风险投资几乎无法获得任何金融支持。此外,在危机时期,政府为了稳定就业,往往不加区分地对濒死企业加以保护,所以并不是筛选有效率企业的恰当时刻。
  推而广之,过于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利于勇于创新的新生企业以及有活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这种政策环境并不鼓励资源重新配置的发生。反之也是一样,在过于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那些缺乏效率的企业和错配的投资,也变得容易生存和发生,因此,这时也难以发挥创造性毁灭的筛选功能。总而言之,稳定和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力度,是保证市场行使优胜劣汰职能的合适土壤。 …… [点击查看详细]

马蔚华:中国经济转型的“七大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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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下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经济的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应该对应“老常态”,“老常态”是过去中国30多年的时间里,GDP平均增长是9.8%,这两年经济开始回落,今年上半年是7.4%,按照市场的预测,今年年底,恐怕维持不了7.4%了,还会继续下调。
  经济放缓,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表象,我的理解是:“新常态”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速度的放缓,在经济速度放缓的背后,还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切换,制度环境的改变,这才叫“新常态”。
  中国过去30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得益于前所未有的制度红利,得益于中国独有的人口红利,还有东方特有的储蓄红利等等。但是今天,这些支撑过去高速增长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减弱。比如说人口红利,中国临近了“刘易斯拐点”,这个在经济学上有争论,中国劳动力已经从绝对的无限供给变成了绝对数的下降。
  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过去3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近九十倍,而全球贸易量仅增长了6倍,但是现在,上半年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数。还有,像能源、资源、土地、环境,中国现在都已经濒临危机,如果继续高速增长,则难以为继。
  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和国务院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了,把“十二五”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定为7%,而且决定我们的工作重点从过去的重速度、重规模、开发重大项目,转到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重民生,这就是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但现在,我们担心的不是经济放缓,而是经济在放缓的时候,政府能不能顶住压力,坚定不移的进行机构调整。我们经济增长放缓,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纵观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般情况下,在高速增长30年到40年以后增速都会回落。
  日本在50年代之后有25年的时间,GDP增长达到9.8%,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就降到4%。从1992年到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0.87%,安倍上台后,从去年到今年有所恢复,过去二十年叫“失落的2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是一样,就是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规律显示,经济高速增长到第四个十年,一般都会下降到4%以下,中国现在还是7%。
  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很靓丽,但我们心里一定要认清这一点:GDP不仅仅是个数字的概念,不仅是个量的概念,决定GDP本质的东西是,GDP的质量,GDP的技术含量,这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新加坡的一位副总理曾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他说你们中国过去30多年确实令世界瞩目,但你们没有什么竞争力,因为你们都是低端制造业,你们就凭借人口红利,是以牺牲环境、人力和物力为代价发展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以后的GDP,7%的GDP,应该是什么样的GDP,不应该都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应该是有更多技术含量的GDP。另外,从历史阶段来看,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金了,这个叫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跟新兴市场比,已经没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了,而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暂时不具备先进的技术,这就是所谓的“不上不下”。但在这个阶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像中国连续十年,基尼系数都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必然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协调。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正视的话,很可能会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所以,我们现在转型升级,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每一个中国企业都应该深刻认识的,或者说应该正确认识的。当然,新常态会有很多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比如经济下行,会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
  具体地说,中国将面临一个增长动力的切换期,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还有四万亿投资的消化期。这三期叠加,就会使原有的增长动力“三驾马车”发生变化,而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这就是新旧动力的切换,老的不能再继续了,但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实现,这个阶段是比较痛苦的,这也是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矛盾,经济新常态本身是对过去很多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和习惯的一种改变,所以我们要适应。我今天重点要讲的是,在这个新常态下,我们有没有机会。我的观点是,在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机会要比过去“平铺直叙的上升”大得多。大家都懂得“弯道超车”的道理,也懂得“变动中才有机会”的道理,不变动就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我总结有七个新机遇:
  1、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
  “十二五”的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只有5%,当时计划到2015年,这个占比要提高到8%,到“十三五”的时候要提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之间,如果GDP平均增长率是7%的话,新兴产业的增长将远远超过7%。
  这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还有非常多的措施配合。所以,发展七大新兴产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5年内的投资需求,据统计超过3万亿元,其中仅固废处理投资就有望达到7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千亿人民币,而未来7年内,新能源的投资将达到5万亿人民币。
  2、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
  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70%,美国在70%以上,全世界平均在60%,中国只有45%。
  我们国家2013年服务业的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的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主体,吸纳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了制造业。在我们国家,服务业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既有原来传统的衣食住行,更有很多基于新技术的服务业。
  照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要达到50%。就是说,第三产业等于第一产业加上第二产业之和,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则是负数。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还有农村人均收入的增幅今年已经超过了城镇人均收入的增幅,资本的输出已经超过了资本的流入,中国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家,发生了很多历史性的变化。
  3、城镇化的机会
  中国的城镇化率,按照去年公布的数据是53%,但那时候讲的是以往的城镇化,去年四季度,中央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城镇化会议。提出了一个中国“新城镇化”的概念,所谓“新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房子,不仅仅是把农民的房子盖成像城里一样。
  所谓“人的城镇化”,农民进城,不是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他本质还是农民,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个不叫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首先是户籍要改变,不能是二元结构了;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的设想。
  2.6亿农民工进城,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我刚才说的服务业是有密切关联的。过去计算过,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投资10万块,基础设施投资,算算2.6亿是多少?城里人的消费、农民的消费,有着巨大的差别,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6倍,这是过去的数字,不一定准确。
  总之,城镇化会从两个方面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是投资方面,另一个就是消费。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力。过去的三十年,城镇化率每年几乎增长将近1%,这个速度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最快的。
  4、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
  中国现在叫“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现在看,中央的这个政策已经起到了效果,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两年,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这两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超过沿海。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五达,立体交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福布斯》算过的,叫“城市经营成本指数”,即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北京成本指数定义为1的话,上海、广州、深圳、宁波这些地方是0.87,西部只有0.67,像武汉这样。也就是说你在中西部办企业,这个成本比北京节省30%多。当然,这个优势不一定永远有,现在要到中西部办厂、办企业,你也不能眼睛光盯住劳动力比东部便宜这个优势,这个优势转瞬即逝,一开始就应该把眼光定高,将来要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
  5、技术变革的机会
  在中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大家都感受到了。现在,中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是全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用户达到5亿户,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
  基于这方面,我们将来可以依托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得以蓬勃发展。我这里有个数据,中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会超过1.5万亿,每年增长将近100%。加上现在的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6、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这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的国家,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也没有放慢。当然,我们走出去可能有很多的挑战,制度、法律的挑战,贸易封锁的挑战,融资难的挑战、文化的挑战等等,但从主流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是一个好时机。
  欧美国家现在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再发生的,又开始了“再工业化”的过程。另外,欧洲的国家也积极地欢迎中国企业到它们那里投资,有一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是免税的优惠。但中国不光要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
  7、新兴市场业态的机会
  按照过去统计局的行业划分已经远远不够了,统计局的指标体系要发生变化。现在,有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完全是和过去不一样的。这个背后,就是互联网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推动,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
  还有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类的企业,也是很好的机遇。
  基于社交网络趋势的,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恋,即时通信类的,像上哪吃饭、买什么东西,太多了。人们的生活完全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 [点击查看详细]

徐洪才:“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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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外部环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美国经济复苏趋势强劲,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已成事实,正在酝酿完全退出QE和加息,恢复利率正常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困难时刻已经过去,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日本安倍经济学短期内取得了初步效果,能否持续推动日本经济稳定复苏还有待观察。概括地讲,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分化,发达经济体向好,新兴经济体参差不齐,全球经济治理向美元主导的旧体制回归,“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近期里,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呈现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明显,新兴经济体出现分化。今年7月,中国外部经济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2.0,高于6月,连续14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从环比看,美国强劲上扬,欧元区持平,日本小幅回落,英国保持在高点,总体上发达经济体复苏态势稳固。印度政局稳定,经济向好;俄罗斯PMI回升至51,但乌克兰局势存在变数;二季度巴西经济增长同比下降0.9%,环比下降0.6%,投资和消费动力不足;南非出口疲弱,7月PMI继续下探至41.9;总体上新兴经济体略有好转,但出现了分化,且有较大不确定性。国际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因素增加,特别是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经济体负面溢出影响加大。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货币贬值,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例如印尼、阿根廷、土耳其等,先后出现资本外逃、货币贬值、股市动荡等情况。

  第二,全球金融治理向美元主导的旧体制回归。2010年以来,受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影响,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一拖再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IMF的发言权、份额改革方案没法落实。不难预见,2015年IMF对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评估时,人民币将继续被排除在SDR篮子之外。2013年10月底,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联手重新构造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国际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这种震荡促使全球经济更加依赖美元,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从目前情况来看,国际货币体系又回到了美元主导的旧体制,新兴经济体期待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严重受阻。

  第三,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2013年3月,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议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三个新的平台,无疑是对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和IMF老的三个平台的有益补充。2014年7月,金砖国家五个领导人在巴西达成协议,平等出资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将其总部设在上海,标志着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开始进入到了实质层面,但其运作效率有待观察,短期内可能还难以对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造成较大影响。

  第四,亚洲金融稳定机制存在内在缺陷。虽然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成立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外汇稳定基金,目前规模已达到了2400亿美元,但由于该基金不是放在一个现实的资金池里,而仅仅是一个承诺,即是说,一旦“10+3”成员国里面出现金融危机,各国央行将按照事先约定的出资比例出钱予以救助。该机制不是很灵活,当出现金融危机苗头的时候,将难以做出快速反应,更难做到“先发制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因而不能预防金融危机发生和阻止危机蔓延。与此同时,中日韩之间,尤其是中日之间的紧密合作也是令人担忧的。

  第五,WTO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谈判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总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难度很大。相比之下,区域性FTA谈判进展很快。例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TIP),即“两洋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金融危机阴霾逐渐散去,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日子越来越好过的情况下,美国试图重新构造一个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新的国际游戏规则体系。但中国似乎是边缘化的,没有吸收中国参加TPP谈判。而由东盟国家牵头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RCEP),由于标准和层次不高,加之东盟牵头是“小马拉大车”,推动起来非常艰难,特别是中日韩FTA谈判矛盾重重,给亚洲未来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五大特征表现

  首先,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呈现中高速增长趋势。2001至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红利,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0.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经济环境剧烈变动,中国GDP增长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14.2%快速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6%,随后因大规模刺激政策回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之后开始下降,2012年全年GDP增长7.7%,2013年为7.7%,2014年上半年为7.4%。2012年一季度以来,中国GDP增速一直保持在“七上八下”的水平,进入一个较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经济增速“换挡”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能源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难以承载过去“旧常态”下的那种经济高速粗放增长。

  其次,经济结构悄然发生变化。旧常态下依靠投资、出口驱动的经济模式已不可持续,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今年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较1至6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受制于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6月份一度回升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在7月份又下降2.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由1至6月份的14.1%回落到7月份的13.7%,呈现连续7个月逐月下滑趋势。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相关服务业和消费也受到负面影响。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受制于地方政府负债扩张能力,增长空间有限。外需方面,未来全球外贸保持在3%左右增长将是常态,中国期望取得7%以上的外贸增速难度很大。中国自身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人民币累积升值过多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也制约了外贸竞争力提升。因此,迫切需要从消费等方面寻找突破口。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2013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贡献,达到46.1%;并且出现了GDP增速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反而上升的情况。

  第三,存在产能过剩、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和外部风险冲击等潜在风险。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三管齐下”。一是培育市场机制,淘汰部分落后产能;二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农村城镇化,通过增加内需消化部分过剩产能;三是支持企业“走出去”,向外转移部分产能。特别是破除地方本位主义,避免产业结构雷同,减少重复建设。关于影子银行风险,刚性兑付其实并无法律依据,是一个伪命题。要培育投资人风险意识,释放局部性风险,同时加强监管和疏导。影子银行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不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要充分肯定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房地产泡沫是过去长期“透支”的结果,由于房地产产业发展辐射范围大,处理起来要格外慎重。目前各地纷纷放松“限购限贷”政策,是理性选择,要尽快出台对首套住房贷款优惠政策,防止房地产市场惯性下滑。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要通过增强预算约束、拓宽融资渠道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外部金融风险冲击也不容忽视,在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要尽快推出金融交易税,维护国内金融稳定。

  第四,各项改革稳步推进。改革贵在落实,目前应重点突破改革“疲劳症”和“中部梗阻”问题,推进国家治理机制现代化和法制化。实现国家治理机制现代化任务之一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改革行政体制,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给地方政府稳定财源。改革千头万绪,重点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转变政府职能更重要。政府部门给自己做手术不会容易,包括大部制改革、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都需要大胆探索。市场培育不起来,内生动力、内在活力激发不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建立。反腐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不能像割韭菜一样,割过一茬,后面又长出一茬,因此要建立机制。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堪称中国第二次“入世”。仅在上海搞一个自贸区试点是不够的,要及时总结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创造条件主动与国际FTA高标准靠拢。全球经济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尤其是向东北亚地区转移,中日韩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要加大对外开放,通过加大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

  第五,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今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方式出现了一些创新之举,如央行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对小微企业进行扶持、支持服务业发展等。但是宏观政策也不宜过度“微观化”。在目前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定向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对某些领域给予过多的政策倾斜,也不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未来宏观调控政策重心应放在建立高效的政策传导机制和培育市场机制上,最终建立一个“政府调控市场,市场调控企业和居民”的间接调控机制。从短期看,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应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突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要维护宏观经济相对平稳运行,避免7月份货币信贷急剧萎缩的情况再次出现。在稳增长前提下,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和扩开放”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要依靠五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按照目前的GDP规模,未来几年中国只需保持平均7.2%的增速,可以实现这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概括起来,支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仍然存在五大动力。

  第一是新型城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未来六、七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个一亿人口”的问题。通过将农民变成市民,拉动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消费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提振消费。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里茨教授曾经讲过,如果把中国城镇化的机遇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相结合,就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个机遇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一机会。

  第二是改革创新的红利。过去市场机制不健全,存在政府错位、缺位。市场分割,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各地方出于本位主义考虑,都在搞各自的发展规划,导致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竞争,没有找准自身产业定位和战略定位,这种低层次重复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束缚了生产力,尤其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创造性也受到了极大抑制,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第三是技术创新的红利。中国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制造业、传统农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相当大,通过学习、模仿,并通过自主创新,把先进技术应用于传统行业,就会有很大经济发展提升空间。比如,在精细化工领域,中国从韩国、日本等国进口,有将近1000亿美元的逆差;在高端制造业和能源进口领域,每年也要花掉将近1000亿美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进口替代,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四是人才红利。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才红利及时跟进。中国是人口大国,高素质人才很多,人才浪费十分严重。应该创新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作用,吸引海外华人归国,参与国内经济建设。

  第五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如低成本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未来中国将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伴随中产阶级崛起,中国将形成一个巨大消费市场。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新的红利。现在美元地位进一步加强,必须将人民币和美元绑定,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是好事,有利于巩固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要让美国明白这个道理。在未来20年内,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要努力实现和中国经济、外贸、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相适应的地位,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美元、欧元、人民币,加上英镑、日元等货币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这一相对平衡格局就可以大大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外汇储备越多越好,顺差越高越好,这是错误的观点。同时,我们要盘活存量,通过10年或者更长时间消化,最终人民币国际化,不需要这么多美元外汇储备了。人民币走出去就是外汇,要适应这一新的人民币时代的来临。就是人民币既是本币,也是外汇,可以买世界上任何东西,这是中国人的梦想。

  总之,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需要依赖这五个方面的动力。

  深化金融改革应实现五大突破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隐患,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扭曲,银行利润过多、过厚,产业资本得到的投资回报过低、过薄,严重挤压了产业资本利润率。彻底改变这种金融结构,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增强银行信贷市场竞争。民营银行发展会产生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但对民营银行也不要期望过高,在5年、10年甚至20年内,靠民营银行发展打破中国银行业垄断格局,都是不现实的。民营银行主要是起示范作用,在金融创新方面可能会更积极一些,这样会给大型国有银行带来外部压力,促使它们改变经营方式,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分化瓦解一部分间接融资,让投资人有多样性选择,从而改变强制性储蓄。由于利率管制,金融资源配置机制扭曲,实际是居民补贴银行,银行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乱投资,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近年来,理财市场蓬勃发展与利率管制密切相关。理财产品利率直接反映了资金市场供求关系。投资人追求合理回报,这是合理的,应该得到保护,要创造条件满足它。发展资本市场,创造了多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有助于打破金融垄断。

  第三,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就是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左边的资产证券化,把那些长期、存量资产盘活了,增强流动性。10年、20年之后才能全部收回的按揭贷款,现在以此为支撑发行债券,根据现金流分布,设计不同证券化产品,银行一次性卖掉这些长期资产后,证券投资人之间证券买卖就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因此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与此同时,通过融资证券化主动创造银行负债,就是把储蓄存款、短期资金变成长期资金。比如,发行10年期甚至更长期限的银行大额可转让存单(CDs),这样银行就可以放心地长期使用这些资金了。由于投资者可以互相买卖,因此可以实现银行资产期限结构的转换。前者是把长期资产变成了短期资产,后者把短期负债调换成了长期负债。这种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第四,加大对外金融开放。到2013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里的外资金融机构占比不到2%,还低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比例。下一步不妨加大金融开放力度,条件是换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对等开放。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机构都要大踏步地拓展市场范围,加快建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这次美国和欧洲制裁俄罗斯,银联正好可以乘机挺进。VISA卡、Master卡,加上银联卡,努力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

  第五,完善国家金融安全网。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要建立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的双层监管体系。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监管权是分开的,很多小金融机构都是由地方监管。统得过死的话,必然会抑制金融深化和发展。还有金融机构破产和市场退出制度,以及完善担保制度。现有担保体系,担保公司是完全市场化的。最终成本还是加在企业头上。要建立由政府资金引导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体系。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表现一直良好。基本做法是,政府出一部分钱,银行交一部分保险,贷款企业也要承担一部分,采取“三合一”的模式。这种制度设计,好处是经济往往周期性地波动。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所有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各人自扫门前雪,通过收紧信贷减少自身风险。但是,当所有银行都这么干的时候,系统性风险反而增加了。个体正确行为加总,陷入了“集体谬误”。因此,宏观经济需要“逆周期”地调控。当经济周期下行,银行不应该竭泽而渔、落井下石,而是放水养鱼、雪中送炭,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金融机构跟企业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完全遵循市场原则肯定不行。因此,要建立由政府引导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作为现行商业化担保机制补充,还要建立政策性金融或开发性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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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中国如何应对转型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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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下降、不当的刺激政策、金融市场风险加剧三者之间进入恶性循环,投资者信心,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低迷,加重经济增速下滑压力,经济运行向更低的增长速度收敛,是为“经济转型综合症”。

转型十大症状

笔者梳理综合症的逻辑线索如下:

1)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进入典型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经济转型期,国内和国际市场对传统工业品需求增长放慢,对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服务业和民生基础设施需求相对旺盛。需求结构的变化,使得供给面与需求面不匹配的压力凸显。


有学者对中国是否已经面临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过度阶段提出质疑。理由是中国2008年以来的工业部门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由此带来的出口增速下降造成,工业部门增速放缓是周期性现象,中国也许还没到达后工业社会。对于这个质疑的反驳意见是: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是内因。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中国自动退出了一些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可以通过对中国出口增速的分解找到答案。2001-2007年期间与2008-2012年期间相比,中国出口平均增速不到四成来自于进口国的进口增速下降,超过六成来自于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对出口市场份额增速变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收入增长和由此相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解释出口市场份额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详见系列文章之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探因》以及之二:《中国需求转型应跨越三座大山》)。

2)公共服务和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供给面临政府失灵,资源流入受阻,难以形成有效供给。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为什么要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激励机制问题)”、“民众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信息问题)”、“如何提高好的公共服务(技术问题)”等三个方面尚未建立有效机制。

3)以中高端医疗、教育为代表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的服务业面临较普遍的政府管制,即便一些服务业产品面临旺盛市场需求并能得到融资,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遏制了资源流入。

4)银行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难以对服务业和民生基础设施供充分、恰当的融资,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金融体系不匹配加剧了服务业和民生基础设施的发展困境。

5)上述原因带来供求结构不平衡,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企业利润下降,经济内生动力下降,传统工业品产能过剩和(局部地区和行业)就业压力凸显。政府采取经济刺激政策缓解压力。

6)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依托,增加对传统工业产品需求,缓解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压力。建设项目的决策机制存在严重缺陷,部分项目的社会收益和商业收益难以保障。(详见系列文章之三《中国刺激政策需要结构性调整》)

7)政府保持隐性担保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帮助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和政府建设项目通过“借新钱,还旧账”的方式继续从金融部门获得资金支持。
8)普遍存在政府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的环境下,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工具创新帮助信贷资源继续流向这些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和建设项目,这些单位和金融机构之间“借新还旧”游戏持续并且不断放大。

9)上述三点(678点)政策应对措施偏离了经济转型所要求的调整方向或调整方式,进一步延迟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向需求旺盛部门的转移,并带来了传统工业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债务负担的快速上升。从未来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看,新增负债对应的资产多是不良资产,“坏账不坏”则需要出台进一步的刺激政策。

10)持续的结构失衡,再加上难以持续的债务拖垮投资者信心,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低迷,加重经济增速下滑压力。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和扭曲的刺激政策进入恶性循环,经济运行向更低的增长速度收敛。

应对经济转型综合症,关键在于纠正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这不仅需要政府自身的努力。更重要是树立与时俱进地的发展理念,形成对政府的合理制衡机制,确保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在正确的轨道上。


理念

发展理念层面,“发展是硬道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等一系列关联的理念需要调整。产生这些理念的基础是中国在近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受邻国侵犯、在国际社会上地位不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业化程度太低,打不过那些强盗。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不再让屈辱历史重演,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尽快实现工业化。无论是此前的计划经济,还是后来的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都是增加工业部门实力。这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中国人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做出奉献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社会成为举足轻重力量。在各种能够比较的硬件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有些领域甚至世界领先。新的背景下,这些理念以及由这些理念所支撑的重点保护或支持工业部门的各项政策,不仅浪费了大量政策资源,而且有悖于经济转型要求。国人现在普遍稀缺的,不是机器,也不是面子,而是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新鲜空气,更照顾民生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这些是政策资源需要侧重的地方。

“民权”、“民生”、“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等理念会得到更多支持。与上面那些理念相比,这些理念更强调处理好个人与政府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迎接后工业社会的理念基础。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是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更多尊重和谅解,是优良服务品质的基础。

制衡


没有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有效制衡,任何政府都会逐渐蜕化为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政府职能错位与缺位在所难免,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会陷入恶性循环。

有很多对政府的制衡手段,现有的法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政府之间的竞争、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等。但是这些制衡手段对于纠正政府职能错位与缺位还显得很不够。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挖掘现有制度被掩盖的制衡作用?还是挖掘新的制衡手段?需要摸索和尝试,找到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制衡政府的手段。

对政府的有效制衡需要全体公民意识的提高,需要公民积极参与公众事务。仅仅是指望政府靠自身的力量推动改革,转型就大功告成了。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政府。成功的转型会让绝大多数人受益,也要求绝大多数人为之付出,特别是个人为了社会公众利益的付出。每一个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动作都是小水滴,小水滴汇聚多了就可能成就更好的制度和政策,政府职能错位与缺位才能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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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解读:洞悉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和投资机会(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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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伯纳德•鲍莫尔
译者:吴汉洪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美国经济展望集团的首席全球经济学家伯纳德•鲍莫尔所著,旨在帮助投资者、战略家及政策制定者解读复杂的经济指标。本书在简单介绍了一些背景和行话之后,将五分之四的篇幅用在了对58个美国经济指标和14个国际经济指标的解读上,并用实时更新的数据、易于理解的图表从就业、消费、住房、国际贸易等角度综合地分析与预测未来经济的走势。尽管作者分析的大多为美国经济指标,但其分析方法却有着普遍适用的意义。本书将指导读者透过经济指标了解当下经济状况与趋势,帮助其更有效地做出经济决策,进而获取更多的投资利润。

作者简介

伯纳德•鲍莫尔(Bernard Baumohl)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与经济学硕士,经济展望集团(Economic Outlook Group)——一家致力于全球经济趋势研究和风险评估的公司——董事,《时代周刊》(Time)著名记者,在《时代周刊》的纽约和华盛顿机构任经济专栏记者长达20年之久,曾获约翰•汉考克财经新闻杰出奖。
作为欧洲美国银行(European American Bank)的经济学家,他负责对美国经济活动的监测与预测研究。他是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分析员,经常被美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邀请为嘉宾。同时,他也在纽约大学和杜克大学讲授经济学和新闻学。


译者简介

吴汉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反垄断法》审查修改专家小组成员。比利时鲁汶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2003年所讲授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获北京市精品课程;参与编写的国家级教材《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于2002年被教育部评为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于2003年被北京市评为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国外业内人士和媒体推荐


鲍莫尔清晰生动地剖析了每一位投资者和企业经理都应该知道的经济指标:哪一个指标影响市场,如何解读,怎样通过这些指标发现并跟随经济趋势。《经济指标解读》是一本出类拔萃、见解深刻的著作,请把它放在手边,遇到一大堆经济统计数据时拿出来参照一下。这样一来,你对经济指标的理解力就会提高,你的资产状况也肯定会得到改善。
——罗伯特•霍尔茨,高盛(国际)前副董事长


这是关于经济指标及其对金融市场重要性的最新指南。本书的内容涵盖了一些极少见诸报道、别处很难找到的指标,尤其是一些非政府资源。本书引用了的已经发布的实际报表,这可以帮助投资新手从公共信息发布渠道找到数据。这些数据与你相距不远,你也不难理解这些数据,并且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这些数据。
                                          ——大卫•怀斯, 标准普尔前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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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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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启动了结构再平衡进程,增长率也从2008年以前的超过10%下降到如今的约7.5%。这是否就是中国的“新常态”,还是未来十年内会出现更低的增长?

中国经济在出口部门方面的再平衡显而易见。出口增长从2001-2008年间的年均29%下降到低于10%,使得国外需求作为增长引擎的作用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

制造业就业和产出占总体的比重在去年开始下降。在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据了总体经济增长的超过一半。因此,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07年占GDP超过10%的顶峰,迅速下跌到如今的大概2%,这一再平衡帮助改善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事实上,近年来劳动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上升———这也直接反映出制造业的收缩和服务业的扩大。

这同时也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区域性再平衡:占中国出口总量超过85%的沿海省份正经历着最显著的放缓过程,内陆省份则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基尼系数(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数,其值在0和1之间,0表示收入分配极端平等而1表示极端不平等)从2012年的0.52下跌到了2012年的0.5。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两大基本因素。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下降,迫使中国开始调整自身增长模式。二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不断转变。处于16-65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0年达到最高的72%后逐年下降。而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自2012年后不断减少。

同时,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之中,在2001-2008年间约200万人脱离农业寻找城市制造业工作。近年来这一进程持续放缓,而农村地区则吸收了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5%,这些似乎体现出中国更低的增长率。事实上,依靠中国过去的增长记录去预测未来的经济表现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仅仅是因为劳动人口方面出现重大转换,还必须认识到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在2010年以前劳动人口数量增长率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很可能被高估。这使得随后该比率的下跌成为测定经济负面影响的一个不准确手段。此外,这一手段忽视了中国在未来20年间享受的教育红利,因为新一代劳动者正不断取代老一辈。按照这一情况,50-60岁年龄段中国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比率只有20-25岁年龄段的一半。换句话说,新一代劳动者的生产力将是临近退休者的一倍。

事实上,中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正不断提升。到2020年,在大学求学的18-22岁青年将占到该年龄段总人口的40%,而目前为32%。这种人力资本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劳动力的净流失。

同时,中国的低退休年龄(女性50岁和男性60岁)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只需在未来每十年将退休年龄提高半年就足以补偿每年约250万劳动力的流失。

还有另一个趋势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繁荣。虽然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但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降到低于40%———按照国际标准来说这一比率依然较高。同时资本存量也会维持较高的增长率。

最后,因为人力资本迅速增加和研究投资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稳步提升。明年中国的研究支出将相当于GDP的2.2%,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基于这些趋势并假设一个持续的劳动参与率,预计中国在未来10年的潜在增长率将在6.9%-7.6%之间波动,平均为7.27%。这个数字或许比1988-2013年间的年均9.4%低得多,但相对于全球标准来说这已经足够。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新常态”,那么依然会是个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状况。

(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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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增设招聘专场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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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安排,今年12月13日-14日在深圳北大汇丰商学院召开的第十四届经济学年会将增设招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为了更充分发挥年会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平台作用,并参考美国经济学年会等国际学术会议的通行做法,通过互联网及年会期间的现场交流使院校的岗位需求和优秀人才得到更有效的匹配,本届年会将在会议期间开展招聘活动。


二、活动时间及安排

1. 第一阶段:招聘需求收集(2014年9月3日—10月3日)

请有意向参与年会人才招聘的院校、机构及有相关用人需求的企事业单位把回执发到JobFair@cenet.org.cn  ,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将统计招聘职位、人数、方向等需求。


2. 第二阶段:招聘需求发布及简历接收(2014年10月10日—11月10日)

根据院校、机构、相关单位的需求意向深度沟通,拟定并发布招聘启示。以邮件方式接收应聘者的简历投递。

3. 第三阶段:简历初筛(2014年11月10日—11月25日)

对简历进行初步筛选,并发送到各参与院系、机构、相关单位,达成面试意向。

4. 第四阶段:面试双方沟通安排(2014年11月25日—12月5日)

根据双方意向,将年会现场面试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通知到应聘者。

5. 第五阶段:年会现场面试(2014年12月13日—12月14日)

依照安排进行年会现场面试。

三、参与报名方式

有意向参与招聘会的院系、机构及企事业单位请于10月1日前,点击附件链接下载中国经济学年会招聘活动意向回执表,填写并发送至年会秘书处邮箱:JobFair@cenet.org.cn

中国经济学年会招聘活动意向回执表.doc

 

 

 

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01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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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教师海内外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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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地处美丽泉城济南,是一所历史悠久、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之一。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是直属山东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机构,在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与金融工程、数理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已经处于全国前列,部分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等是“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或平台。近期重点发展计量经济学和宏微观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院现拥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少安任院长。
    研究院拥有一支年轻、高水平、国际化和富有创业精神的师资团队,现拥有国家“千人计划”教授1名、教育部“长江学者”2名、山东省“泰山学者”1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4名,教师拥有海外博士学位接近40%,近70%的教师都有1年以上的海外工作和学习经历。研究院教师中,60年代出生教师占30%,70年代出生教师占30%,80年代出生教师占40%,山东籍教师占40%,山东省外教师占60%,其中有2名外籍教师。
    2015年经济研究院(中心)将在海内外招聘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等专业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应聘者一经录用享受山东大学教师的福利待遇,对于优秀者,在待遇和职称方面,我们采取“一人一议”的原则,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水和待遇。有意应聘者请在2015年3月1日前将应聘信、个人简介、论文代表作和三封同行推荐信Email至田川(tianchuan@sdu.edu.cn)。

联系人:田川    电子邮件:tianchuan@sdu.edu.cn
地址:中国山东济南山大南路27号经济研究院(中心) 邮编:250100
电话:86-531-88363677    传真:86-531-8836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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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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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发展研究院是山东大学在山东省委省政府支持下于2010年7月成立的、以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为主、以服务于山东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具有独立编制的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为山东各级党政部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提供信息、咨询和参考;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的研究、制定和实施提供服务;为山东有关行业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提供信息、咨询、决策和管理服务;培养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的博士研究生。
为发展需要现公开招聘研究人员。
    1、招收条件
    ——一般要求年龄在40岁以下、具有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博士学位。
    ——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应用研究能力、敬业。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身体健康。
    2、招收专业(主要需求以下专业但不限于)
    ——区域经济    ——产业经济
    ——生态经济    ——海洋经济
    ——宏观经济    ——金融
    ——企业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3、申请提交的材料
    ——附有个人照片的个人简历
    ——相关证书的复印件
    ——3份代表性研究成果
    4、待遇
    ——享受山东大学正式员工待遇
    ——其他待遇面谈
    5、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景尧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
    邮编:250100
    电话:0531-88363377 
    电邮:songjingy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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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梦:他影响过中国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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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肖梦|文)国庆长假第二天一早,接到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的邮件,美国时间2014年10月1日凌晨,金融深化理论的奠基者,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去世,享年79岁。

  麦金农教授1935年生于加拿大的埃德蒙特,1961年起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他在个人主页上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

  “一位应用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在于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此外,对于转轨经济和财政联邦主义也非常关注。”

  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麦金农教授强调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制度,特别是货币制度。他对于该领域的许多问题都有浓厚兴趣,从贫穷国家的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到全球和地区货币体系的发展历史等。麦金农教授的学术生涯不仅包括在顶尖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还包括了参与和涉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发展的实践。

  早在20世纪80年代,麦金农的金融深化、金融压抑理论,以及国际汇率体系等理论,就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他的书在中国出版,是当时中国学习、研究金融领域的学生、教师和官员实际意义上的教科书,对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者及其影响下的改革进程产生很大影响。

  进入1990年代,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崩溃,在苏东国家接受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的指导时,麦金农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提出改革顺序和渐进式转轨的西方学者之一,是当时反对压倒性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的极为重要的领军人物。

  90年代初的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麦金农教授对转型国家改革的观点,经年轻同事钱颖一教授介绍进中国,我也是在那时成为麦金农教授在中国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并编辑出版他的中文版论文和书籍。

  1992年夏,以吴敬琏为首的《比较》编委—整体改革学派邀请麦金农教授访问中国,在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社科院等机构举行了多次小型座谈会。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如何走,提供了许多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税,财政分权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以及汇率并轨。他的观点和意见被当时就职于人民银行研究局的谢平整理成要报,并形成一组文章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成为1993-1994年这几项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参考内容。中国经济在此三项重大改革后的发展中受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

  1992年夏天这次麦金农教授访问中国,我们做了充分的组织协调,“整体改革课题组”成员、时任央行研究室主任的吴晓灵陪同麦金农教授,从北京到南京,又从南京到上海,一路讲解和讨论改革论题,参观苏南的乡镇企业。在麦金农看来,那是改革的“正道”,改革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这一点恰与东欧休克疗法是最大的不同。抵达上海,市长汪道涵主持晚宴招待麦金农教授,上海几位重要的改革派青年才俊一并出席。当钱颖一陪着麦金农教授访问浦东的时候,面对一片荒地,他对钱颖一说:“非常期待要看中国能试验出什么样的东西。”

  1994年8月23-26日,著名的“京伦会议”在北京召开,主题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邀请了诸多国际经济学家与会,将一系列微观经济学前沿概念引入中国,麦金农教授是其中一员,该会议针对中国企业-银行-债务等下一步改革方案进行分析和建议,得到朱镕基的接见与支持。其中关于“中国的债务重组”主题就有三套方案进行讨论,麦金农教授认为处理呆坏账问题,必须考虑财政维度,亦即财政成本,必须避免“软预算约束”,他的具体建议体现了前瞻性和启发性。

  1995年,麦金农教授针对美国加州橙郡政府破产和墨西哥金融危机专为中国写了文章,希望中国要引以为戒,亦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他进一步阐述国际间汇率体制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冲击的担忧,此后,他在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元的强势和东亚汇率困境的分析和一些建议。比如他提出“东亚货币锚定美元”的主张,减小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

  从1992年与麦金农教授相识以来有20多年,他与我接触的其他美国教授有点不同。那酷似圣诞老人的外表令人备感亲切。

  麦金农曾经到拉丁美洲从事财政部顾问,设计改革的经历也令他更有实践经验。他理解发展中国家常常有许多在发达国家并不显而易见的默认知识和共有信念,因此,整体改革和顺序就十分重要:

  ——首先,政府要靠增值税获得财政收入,政府才能发挥最基本的角色;

  ——改革要搞对价格,使市场起作用,放开一般竞争性市场,但此时还应该对金融市场有比较严格的监管;

  ——然后,才是渐次放开金融市场,实现金融深化。

  我至今深深地记得,他生动地形容90年代初的俄罗斯,在没有任何市场的环境下竟然生出5000家“野猫银行”,给民众带来噩梦。

  麦金农的学术贡献,也许有时或者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主流”,但他从不趋炎附势,比如,他批评政府以自己出发点好,就去扭曲金融市场,其实却会损害长期增长与发展。

  在斯坦福大学,麦金农“为中国培养了好多位年轻的优秀经济学家,他是中国的朋友。”他曾经的同事刘遵义教授如是说。是的,麦金农教授有许多中国同道、学生和经济学界的知音,他在中国出版了好多书籍、文章,对于他的离去,全世界范围来说,可能唯中国最为深切怀念。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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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1992年夏在上海证交所顶层阳台上与麦金农教授合影。

  作者为比较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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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中国应维持汇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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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我在199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我记得每个人都在骑自行车,现在我们看到北京的交通拥堵非常的严重,现在要再骑自行车很危险了,中国发展的非常快,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一点。我写了本书,是经济自由化的秩序,金融控制,尤其是在转型经济中的金融控制。

  中国是我写的第二部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在东南沿海,有贸易交流,或者说我们说的深圳特区。这个时候,也就开始以市场决定了价格。有点像东欧的国家,东欧国家在市场经济之前转型的时候是非常糟糕的,是一场灾难,但是中国的转型很平稳。我之所以说一点,并不是以批判的角度说中国的经济自由化的秩序。现在中国在市场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是真的。

  比如说更加放宽监管,劳动力可以更好的流转,农民可以把自己的土地进行买卖。所有的这些都是还没有做的,也是很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讨论的最激烈的,在媒体中讨论更多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建立这种海外的市场,比如在香港,可以建很大的人民币国际市场,世界各地,比如说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最终还有我们所说的热点,这里在上海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可以用外币直接兑换货币。我想现在已经是一个桥梁了,但是这条路都走的有点太远,中国应该谨慎小心。之所以要谨慎小心,我已经在我的PTT中列出来了,第一页幻灯片中,大家看到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还是进行严打中国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说要逼着中国升值人民币,并不是现在的举措,他们一直在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提高一种期望,在外汇市场当中,告诉大家人民币以后要升值。

  第二,还有这样的接近零利率的短期利率,在美国是这样的。伯南克马上要退休了,但是他的继任者比他的利率更低,比如说他们推出的量化宽松,是想把贷款利率降低,只要她这样做,世界肯定是以美元为本位的。中国如果和巴西进行贸易往来,双方所有的进口和出口,还有我们的结算,实际上也是要按美元,我们所说的巴西里尔等等,中国人民币都是这样的。政府也是,我们的外汇储备也是美元的。现在中国是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也有其它的外币,现在主要的就是美元。所以是美元本位。

  如果把人民币国际化,打开了中国的经济,更加开放中国的经济,用外币进行交易,就是我们说的资本账户,就会把中国的经济下降,就可以导致一种金融萧条,后面的幻灯片还会有,我们继续讲。

  数字放在屏幕上没有那么多的颜色了,我要传达的意思是在左边。30年前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严打日本的行为,他们也和美国有双边贸易的余额,是顺差,因为美国当时一样认为日元价值太低了,就开始给日本压力,他们叫做严打日本,日元就开始被迫升值,从1991年的360兑1美元,到了80兑1美元。

  我们回顾一下20年当中的汇率,实际上是日元在走强,最后导致了投资与其他的账户下降。那么2013年日元又想贬值,间接的贬值。我们不知道这种举措能不能成功,我们知道,之前逼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的灾难性结果。之后大家看到严打中国,这是蓝线,蓝线是中美贸易之间的顺差,顺差是非常的大的,比日本对美国当初的贸易顺差大很多。

  现在幸运的是,中国并没有屈服于这种所谓的严打,有几个阶段的升值,像2005年,2008年分别升值了,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现在的经常账户的转换性,1994年当时是8.6:1,今天是6.1人民币兑1美元,中国屈服的并不多。我给中国的建议是,一定要维持汇率的稳定,有人问我,对于中国来说,正确的汇率是什么呢?我说最好的汇率就是,今天早晨是什么样的汇率,就是最好的汇率,永远不要变。

  现在我们说对一种债权国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改汇率的话,这是一个来源于之前的等级制度,即便日元升值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一个错误。如果让大的债权国的汇率不断的波动,是一个错误。现在我们看一下世界经济,美国的汇率是非常低的。大家看一下这个,降低了1%在2002年,然后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上,也只是慢慢的抬升利率,一直保持低利率到2007年,直到有这样的崩盘,房地产的泡沫出现了。

  我们所说的人民币国际化,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热钱涌入中国,使得中国的利率不能不低到美国的水平,就会导致金融危机,金融萧条。这里面是我们看到的新兴经济体市场当中,像中国这样的外汇储备状况:红色的是中国,蓝线是所有的新兴经济体的量的储备,而中国是整个新兴经济体市场的一半。

  中国人民银行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要控制通胀,但是又要解决大量热钱的涌入,保持汇率的稳定。如果汇率浮动的话,是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要导致更多的热钱涌入。如果说利率不断的上升,就会有投机的热钱不断的涌入。我的结论是,要避免中国的利率继续下降,实际上利率已经很低了。我们应该要么对资本进行控制,遏制金融热钱的涌入,还有保持利率要低,因为要控制热钱的话,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人民币和美元之间汇率的稳定。

  此为2013年12月18日在第四届财新峰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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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反思与前瞻——“人大老博士论坛”成立仪式暨首届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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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最早招收博士研究生的高等学府,吸引了我们这批满怀报国热情和学术理想的青年人,从五湖四海而来,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我们在受到时代创伤的校园内,聆听大师传道授业,相互碰撞智慧与真知,为母校历史和自己的人生轨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记。

我们这批最早的“老博士”在80年代后期进入高校、政府机关和研究机构,成为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和人物;我们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我们年届六旬,陆续从工作岗位退下,但为国家贡献的初心未变。

 “人大老博士论坛”,将是我们延续初心、再焕青春的一个平台。我们有志于通过开展各项活动,承前启后,将人大老博士这一丰富而又独特的社会资源,转化成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浩荡进程中的新型价值。

我们特别邀请“老博士”校友加入“人大老博士论坛”,期待与各位的重逢!热忱欢迎人大全体师生、校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和参与我们本次以及今后举办的一系列活动!

“人大老博士论坛”组委会

201410


中国经济:反思与前瞻

“人大老博士论坛”成立仪式暨首届论坛

拟 定 日 程

时间:

20141012日下午13:30-18:00

地点:

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北大厅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人大老博士论坛”(组委会)

协办:

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财政金融学院、经济学院

13:30-14:15

“人大老博士论坛”成立仪式暨论坛主旨发言

人:贝多广(国民小微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88届博士)

辞: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伊志宏、校友办主任郭海鹰、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执行院长梁晶、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老博士”代表洪银兴共同为“老博士论坛”揭牌

主旨发言:洪银兴(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1987届博士)

14:15-15:15

模块一:中国经济的本土特征与理论的适用性

本版块将讨论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特定背景下,如何建立真正有价值、接地气的经济理论?如何积极借鉴国际通用的研究方法?如何形成中国经济的政策分析框架?

人: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86届博士)

人: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91届博士)

人: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7届博士)

          黄泰岩(辽宁大学校长,1988届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1989届博士)

15:15-15:30

茶歇

15:30-16:30

模块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本版块从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谈起,探讨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完成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

人: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1987届博士)

人: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副院长)

人: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987届博士)

          马庆泉(中国证券业协会前秘书长、副会长,广发基金前董事长,

                  1988届博士)

          范恒山(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1987届博士)

16:30-16:40

茶歇

16:40-17:40

模块三:财政金融改革中的热点问题

本版块针对当前财政金融改革中的热点,探讨如何认识财政金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调整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不匹配,如何在金融监管背景下推动金融创新,如何在现有金融结构中发展普惠金融等问题。

人:王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

                  1988届博士)

人: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人:贝多广(国民小微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88届博士)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90届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主任,1996届博士)

17:40-18:00

闭幕主旨演讲

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1989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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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王燕:IMF倡导学习中国应对危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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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现在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好时机了。”林毅夫、王燕特别赐稿观察者网发表评论说,IMF的“新发现”,其实和我们一系列研究的发现相同,而且也正是我们“超越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的理论和经验依据。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执牛耳地位,这些“新”研究和倡议实际上为中国在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初期实施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做了事后的背书;并为我国在未来发达国家复苏乏力、出口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时,采用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措施,以及为其他国家“向东看”开了绿灯。】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年以来,欧美日经济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缓慢、乏力的复苏。

尽管各国央行实施了“非常态货币干预的数量宽松政策”,也未能根本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安倍经济学”未能奏效,欧洲央行又要步美日后尘,推行购买国债的数量宽松政策。至今美国经济尚未出现一般危机之后复苏期会出现的6%、7%的增长反弹,尽管就业率有所上升,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一反危机发生以来倡导的“宽松货币政策的老路”,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推行结构改革、中国增加消费减少投资以实现全球再平衡”的传统方案,推出新的政策建议, 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WEO)中提出:“现在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好时机了”(第三章)①(注释见文末,以下同)。

在浪费了整整六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有什么新意?

IMF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WEO)中提出:“现在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好时机了”。以上为报告截图。

“超越凯恩斯主义”使中国在危机后迅速复苏

中国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就首先采用了这一政策。受到2008年全球危机冲击后,中国政府又及时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在危机期间维持了稳定增长。

东亚金融危机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22年年均9.6%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到年均10.5%打下了基础。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基础设施投资使得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率先于全世界复苏,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必将为中国在持续了35年年均9.8%的增长后保持中高速增长奠定基础。

早在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林毅夫就根据中国的经验,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仅靠货币金融工具难以解决,要“超越凯恩斯主义”,避免走“挖个洞补个洞”或发放失业救济的老路,需要运用全球协调的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电力、道路、港口等能为未来增长消除瓶颈的高收益项目,才能消化全球闲置的巨大过剩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并为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使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够恢复正常增长和活力。他倡导创立“全球复苏基金”, 之后又提出“全球基础设施计划”。

林毅夫的构想最初于2009年二月在皮特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演讲时提出,同年三月在世界银行王燕主持的国际会议、五月又在纽约美国外交委员会的午餐会上重申了这一构想,演讲全文刊登于2009年夏季出版的《哈佛国际评论》②。

林在其后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一再倡导这一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计划,包括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的第二部分③;2013年一月又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报告④,和2013年5月与王燕合著的“超越马歇尔计划” 等⑤,这种政策能够创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赢。

 IMF新发现为中国“4万亿”事后背书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现在出台的建议是建立在坚实的实证研究和分析的结果上:例如,

一.实证研究表明,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会在短期内扩大总需求,并在长期内促进整个经济的生产力。

三.运用发达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当年的产出上升0.4个百分点,并使4年后的产出上升1.5 个百分点。

四.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GDP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抵消公共债务的增长, 因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不一定上升。换句话说,如做得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自负盈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分析和“新发现”,其实和我们前述一系列研究的发现相同,而且也正是我们上述政策建议的理论和经验依据。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执牛耳地位,这些“新”研究和倡议实际上为中国在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初期实施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做了事后的背书;并为我国在未来发达国家复苏乏力,出口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时采用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措施,以及为其他国家“向东看”开了绿灯。

2009年二月,这一来自中国经验的倡议开始提出时,国际上响应者了了,当时主流的看法是政府在危机中的主要功能是发放失业救济,维持社会稳定,利用危机倒逼平时做不了的结构改革,例如,减少政府对电力、石油的补贴等。

现在危机超过6年了,全球经济尚未能走出困境,赞同以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发放失业救济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美国前哈佛大学校长、财长、国家经济局局长萨默斯这样影响国际舆论走向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内。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全球著名顾问公司麦肯锡也于今年5月底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邀请各国领导人和财政、金融、实业界的领袖召开全球基础设施会议,推动这一计划。

今年9月20-21日,20国集团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澳大利亚凯恩的会议上,也重申基础设施投资对于重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见,引领世界新思潮的观点不见得只能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

尽管发达国家的理论界仍然左右着世界的政策思潮和实践,但是全球的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尚未从危机后的衰退中完全复苏、恢复稳健的增长。主张政府不应采取反周期措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固然被各国政府在危机中所摒弃,传统“挖个洞补个洞”、给失业救济和打开货币闸门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储备货币国家利用货币霸权推出“非常态货币干预的数量宽松政策”,也未能根本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

并且,如印度央行行长拉古然•拉詹 (RaghuramRajan)最近多次公开批评所指出的,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政策最初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资产泡沫,现在的退出又导致大量资本流出,造成外汇储备损失,货币贬值。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可能引致新兴市场国家‘孤立无援’,被迫采取竞争性货币扩张以保持国际竞争力,而出现双输的结局⑥。

中国学界是否需要观念上的转变?

既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向东方看,学习中国在遭到危机冲击经济衰退时的应对经验,倡议以能消除增长瓶颈、创造就业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恢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我国的学界是否也需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

解决中国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否也可以来自于我们对自己问题的性质、可动员来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条件的认识,来自己寻求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一出现问题就向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或国际权威机构的政策建议中去寻找答案?

是否也可以从我们自己创造的经验中去总结出新的理论对世界理论的前沿做出贡献?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是否也应该根据我们对全球问题的认识,提出能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倡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知识界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2/pdf/c3.pdf

②见Justin Yifu Lin,“Beyond Keynesianism: the Necessity of a Globally Coordinated Solu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1(2), Summer 2009:14-17.

③Justin Yifu Lin, “A Pro-Growth Response to the Crisis,” Intereconomics: Review of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 46(6), Nov/Dec2011: 321-326;  Justin Yifu Lin and DoerteDoemerland, “Beyond Keynesianism: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Times of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Economics and Policy,Vol. 3, .Issue 3 (October 2012), pp. 1-29 ;
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中信出版社,2012. 英文版, Justin Yifu Lin, 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Great Rece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④报告以论文形式发布。见Justin Yifu Lin,“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and Global Recovery”,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35, issue 3, 2013, pages 400-411.

⑤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558

⑥拉古然• 拉詹是第一位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他的最新文章“遏制竞争性货币宽松”刊登于4月28日的Project Syndicate。见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aghuram-rajan-calls-for-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n-among-major-central-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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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学者、慈祥的长辈:悼念麦金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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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白重恩|文)听到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教授逝世的消息,觉得非常突然和伤感。我相信很多中国经济学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这不仅仅是因为麦金农教授的杰出学术贡献以及他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改革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因为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和学者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在身前与中国的经济学人结下的深深情谊。对于这位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无人不晓的加拿大籍美国教授,中国学者们有着一个亲切的称呼:麦老。

  麦金农教授是金融深化与金融压抑理论的奠基人,是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巨匠。他与他的斯坦福同事爱德华·肖一起创立了金融压抑理论。在他的1973年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其他相关工作中,他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利率上限、负实际利率、政府操纵银行信贷等问题比作金融系统中的“压抑”,并深入分析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随后出版的著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中,麦金农教授分析了在国内金融和国际贸易这两方面的政府政策的自由化的适当次序,并将分析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经济,麦金农教授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当中国的研究者们探讨利率市场化等课题时,金融压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而麦金农教授的许多论断依然是改革的旗帜。

  2000年代以来,麦金农教授开始着重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并在东亚金融体系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这些研究日后被归结为他的美元体系理论。美国之外的大多数国家无法用本币进行国际资本借贷,既制约了本国的货币政策,又增加了国际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尽管美元不受各国欢迎,美元体系却因其独特的优势而难以被替代。最初这一课题上多是围绕着日本展开,不过研究的重心很快转移到中国。在他看来,日本冒进的金融和汇率自由化为日本的停滞埋下了伏笔,而中国稳健的汇率政策则为亚太地区的增长提供了逆周期的基石。此后,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成了麦金农教授最近几年来讨论最多的话题。

  麦老被中国学者所敬重,除开纯粹的学术造诣外,更重要的是他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性格。约十年前,当美国国会议员们争相攻击中国“操纵汇率”时,麦金农教授在主要金融媒体及期刊上连续刊登文章,指出其背后经济学逻辑的缺陷,并强调美国高杠杆高消费对中美两国贸易平衡的损害。在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实施超低利率政策以来,麦老更多次指出这一做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这并非是简单地“为中国说话”;在麦老的蓝图中,设想通过国际合作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他建议美国允许中国管理人民币汇率,以此促进中国的外部金融稳定和内在经济增长,进而由中国国内工资水平的上升来推动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在逝世前的一个月,麦老还在中国重要期刊上刊文,呼吁两国通过合作解决汇率和进出口争端。

  麦老与中国学生学者之间交情很深。除了早年多次随IMF、世行等机构到访中国,他也是不少中国研讨会的常客。会议之余,麦老有时会为中国学生们讲课,课后总是很耐心地回应学生们的每一个提问,甚至不会拒绝学生们每一个合影的请求。在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麦老常年慷慨地赞助中国学者来访,使得斯坦福成为了中美经济学术交流的重镇。我个人的工作也深深受益于麦老的慷慨。他多次参加我们组织的学术会议,对这些会议的成功举办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访问斯坦福期间,和他多次交谈并获他赠书,每次都受益匪浅。他还数次参加我的学术讲座,并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鼓励,提出期许。他的智慧令我仰慕,他的正直、慷慨和追求真理的执着是我永远的榜样。■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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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学者、慈祥的长辈:悼念麦金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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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白重恩|文)听到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教授逝世的消息,觉得非常突然和伤感。我相信很多中国经济学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这不仅仅是因为麦金农教授的杰出学术贡献以及他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改革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因为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和学者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在身前与中国的经济学人结下的深深情谊。对于这位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无人不晓的加拿大籍美国教授,中国学者们有着一个亲切的称呼:麦老。

  麦金农教授是金融深化与金融压抑理论的奠基人,是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巨匠。他与他的斯坦福同事爱德华·肖一起创立了金融压抑理论。在他的1973年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其他相关工作中,他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利率上限、负实际利率、政府操纵银行信贷等问题比作金融系统中的“压抑”,并深入分析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随后出版的著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中,麦金农教授分析了在国内金融和国际贸易这两方面的政府政策的自由化的适当次序,并将分析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经济,麦金农教授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当中国的研究者们探讨利率市场化等课题时,金融压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而麦金农教授的许多论断依然是改革的旗帜。

  2000年代以来,麦金农教授开始着重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并在东亚金融体系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这些研究日后被归结为他的美元体系理论。美国之外的大多数国家无法用本币进行国际资本借贷,既制约了本国的货币政策,又增加了国际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尽管美元不受各国欢迎,美元体系却因其独特的优势而难以被替代。最初这一课题上多是围绕着日本展开,不过研究的重心很快转移到中国。在他看来,日本冒进的金融和汇率自由化为日本的停滞埋下了伏笔,而中国稳健的汇率政策则为亚太地区的增长提供了逆周期的基石。此后,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成了麦金农教授最近几年来讨论最多的话题。

  麦老被中国学者所敬重,除开纯粹的学术造诣外,更重要的是他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性格。约十年前,当美国国会议员们争相攻击中国“操纵汇率”时,麦金农教授在主要金融媒体及期刊上连续刊登文章,指出其背后经济学逻辑的缺陷,并强调美国高杠杆高消费对中美两国贸易平衡的损害。在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实施超低利率政策以来,麦老更多次指出这一做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这并非是简单地“为中国说话”;在麦老的蓝图中,设想通过国际合作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他建议美国允许中国管理人民币汇率,以此促进中国的外部金融稳定和内在经济增长,进而由中国国内工资水平的上升来推动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在逝世前的一个月,麦老还在中国重要期刊上刊文,呼吁两国通过合作解决汇率和进出口争端。

  麦老与中国学生学者之间交情很深。除了早年多次随IMF、世行等机构到访中国,他也是不少中国研讨会的常客。会议之余,麦老有时会为中国学生们讲课,课后总是很耐心地回应学生们的每一个提问,甚至不会拒绝学生们每一个合影的请求。在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麦老常年慷慨地赞助中国学者来访,使得斯坦福成为了中美经济学术交流的重镇。我个人的工作也深深受益于麦老的慷慨。他多次参加我们组织的学术会议,对这些会议的成功举办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访问斯坦福期间,和他多次交谈并获他赠书,每次都受益匪浅。他还数次参加我的学术讲座,并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鼓励,提出期许。他的智慧令我仰慕,他的正直、慷慨和追求真理的执着是我永远的榜样。■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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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14)第三轮评选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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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发起的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14),历时9个月,经过评选专家团57位专家两轮评审投票、入围结果公示、评奖委员会评审投票,推选出1篇优秀论文进入最终公示,即:

  

张斌

预期、资产价格与总需求——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

(《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3期)

 

公示时间为2014109日至20141023日。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评选结果或我们的评审工作有异议,欢迎随时与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秘书处联系:邮箱:cswecass@sina.com 

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是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被认定为国家教育部科技统计年报(人文社科类)非政府部门优秀成果。其设立旨在纪念中国世界经济学界杰出的前辈浦山教授,推动中国世界经济的研究。2008年、2010年、2012进行的两届评奖,共有5篇具有国际性和时代性的优秀论文获此殊荣,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4年浦山奖的评选由奥盛集团资助。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秘书处

                                        20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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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招聘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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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招聘启示

招聘人数:2-3名
科研工作内容: 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薪酬待遇: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所内绩效工资(根据科研绩效,给予一定补助),能力胜任者全年收入总额不低于12万元。
应聘条件:
1. 本所只招收能够全职在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2. 年龄在37周岁以下,获得博士学位2年之内;
3. 有志于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工作,并具有独立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的能力;
4. 具有经济学、金融学等相关学科和方向的专业背景。具备以下三方面研究经验者将优先录取:
(1)熟练运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
(2)有较好英语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以及沟通与协调能力
(3)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和课题组织能力。
招聘程序:
1.提交申请材料(所有资料请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 jkhser@163.com,邮件标题格式:姓名+性别+毕业学校+专业+工作年限+博士后应聘)
(1)详细的个人简历和求职陈述信;
(2)在所申请领域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著作3-5篇/部;
(3)三份专家(副高以上职称者)推荐信;
(4)学位证书扫描件(未毕业的要保证在进站时获得学位证书)。
2.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一个月内通知申请者是否参加面试。面试时,须携带学位证书原件及相关个人资料原件。
3.录用决定由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招聘委员会在面试后一周内做出。然后,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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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招聘专职研究人员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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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招聘专职研究人员启示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现招聘专职研究人员2-3名。

岗位:专职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岗位性质:非事业编制,工资待遇等随行就市,在行业内具有竞争力
工作描述: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为政府和投资者提供研究服务和政策建议。要求:
1、硕士及以上学历,国内外著名高校毕业者优先;
2、具备较强写作能力、研究水平及逻辑思维能力,在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过论文者优先;
3、经济学、金融学相关专业,有过宏观、金融行业研究经验者优先;
4、数理背景强者优先。

待遇:根据应聘者实际情况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确定职级和固定工资,年终根据个人及部门绩效发放奖金。

如有兴趣,请申请人把以下材料的电子版发送至jkhser@163.com,邮件标题格式:姓名+性别+毕业学校+专业+工作年限:申请信、附照片的个人简历、学位/学历证明、论文样本或其他研究成果证明、两位推荐人联系方式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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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启动流转,严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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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不仅关系到未来农村的面貌、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出路,也关系到未来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潜力,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重点领域。也许正是因为事关重大,牵涉面广,观点分歧严重,改革的思路一直不是太清晰。不过,在几天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渐渐明晰起来。

事先声明,笔者向来不懂如何看中央文件,更不懂如何解读领导人的讲话。一来,领导讲话往往有具体的语境,针对一些具体的情况,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有些信息也不一定是公开可得的,解读起来很难。二来,学者看文件或者听领导讲话,容易受自己学术观点的影响,不自觉地往自己支持的方向上靠,往往带有“一厢情愿”的嫌疑。而且,领导讲话往往很长,动辄上万字,老百姓很容易被绕晕。因此,解读领导讲话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做也罢。

不过,这次习近平讲话的会议公告非常简短,一共只有两段话,加起来683个字,对应会议审议的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仔细看的话,句句有要点,句句有所指,通篇几乎找不到冗余的字句。更有趣的是,尽管非常简短,却清楚勾勒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不过,这也是笔者一家之言,说说而已,各位看官姑且听之就好。

改革目标:解决“两农问题”

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强调“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开篇头一句话,应该是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定了目标。定目标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目标定对了,定准了,才好理思路,找抓手。

这句话的妙处,在于强调“农业”和“农民”,而没有强调“农村”,对于坊间津津乐道的“城镇化”,也未提及。下过功夫好好做研究的人都知道,农村改革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产业,二是人口,也就是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出路问题。

我们要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农业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的经营给农户带来的收入太低,农户缺乏种粮的积极性。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农业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也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增加农业规模,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我们还有8.7亿农村户籍人口,在农村的还有大约6亿左右。这些人脱离了土地怎么办,往哪里去,如何保障生计,进城能不能安居乐业,会不会形成社会不安定,都是要仔细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农村改革真正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至于农村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村的面貌就会跟着发生变化,所谓农村落后的问题,就随之而解了。换句话说,农村问题是附着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所谓“三农问题”,其实是“两农问题”。

把“农村”与“农业”、“农民”问题并列,其实是混淆了深层的、根本性问题与表面的、附属的问题,不利于找到问题的源头和重点。而且,把农村问题单独列出来,与农业、农民这两农问题并列,容易形成“农村”是一成不变的、是独立于城市之外的印象,看不到农村是发展变化的,更看不到城乡其实是一体的,城乡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其实,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让农民进城,农村慢慢消解。人少了,产值增加了,人均收入自然就上去了,农村落后的面貌就自然化解了。

至于城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释放人口,这些人必然要进城,无非是进哪个城的问题。不管是进大城市,还是进小城市,甚至是进居民定居点,其实都是进城。需要具体分析的,是这些人进城之后的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伴随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城镇化问题就解决了。泛泛而谈城镇化,也不利于抓住问题的要点,反而容易引起误解,让一些人觉得城镇化就是圈地、就是投资。

改革思路:“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

习近平讲话的第二句,道出了改革的思路:“我们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显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是这句话的三个要点。

关于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估计会让一些人略感失望,觉得改革不够彻底。笔者自己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此。不过,现实的演化路径总是很复杂的,不会完全符合任何人或者任何理念的预期。现行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不坚持这一条的话,就要修改宪法,而修宪是个漫长的过程,反而会延迟改革。而且,农村的产权形态已经这么久了,一下子改变所有制的基础,也未必是最优的策略。未来不可知,还是一步一步来更稳妥一些。毕竟,改革有个协调的问题。孤军深入的话,容易全军覆没。

“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这句话,则是清楚表明了改革的思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这一条坚持不变。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承包经营权”,就是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现在的思路,是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经营权可以转让。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承包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是“成员权”,这个也不变;其二,在保障成员权的基础上,把经营权分离出来,并鼓励经营权的流转。

放在一起看的话,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脉络就清楚了。“所有权”和“承包权”都是和现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其实都是“成员权”,这个先不动。实际使用土地的权利,也就是“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事实上,这就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促进使用权流转的一种路径。

和城市土地的情况对比一下可能会清楚一些。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是“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城市土地没有“承包权”的问题,只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因此实际上是“两权分置、使用权流转”的状况。农村土地多了一个承包经营权,现在要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促进经营权的流转,要形成“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所以,这其实就是特定条件下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实质上和城市土地的“两权分置、使用权流转”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设立风险防范机制

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直接动因,是增加农业经营的规模,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可是里面会不会有风险?农民土地会不会又一次“被流转”?会不会造成社会矛盾?可能性当然有的。

现实中人们的利益、考虑各种各样,相差何止万里。至少,不是每一个人都把农业规模经营作为首要的目标函数,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各个参与方的目标和利益是各种各样的,行为当然也会各异。因此,改革中要设立风险防范机制,一步一步来。下面几句话,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加强引导,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尊重农民意愿,坚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要坚持规模适度,重点支持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要根据各地基础和条件发展,确定合理的耕地经营规模加以引导,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更不能忽视了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的基本农情。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严格的门槛,建立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对准入和监管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这段话比较长,一共7句,314个字。简要解读的话,里面有四层意思。

(一)强调农业改革要“渐进”,要实事求是。发展农业是改革的首要目标,规模经营是方向,但是要渐进、要适度、要和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渐进改革中的重要的现实考虑,包括城镇化进程、劳动力转移规模、农业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改进程度、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规模经营的推进药盒这些方面的重要考虑相协调。

(二)强调保护农民的利益,让农民从规模经营中获益,而不是仅仅地方政府和工商企业。目前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农民依然处于严重相对贫困的状况。保障农民的利益,是土地改革的一个底线。而且,长远看,农业最后还是要以规模化的家庭经营为主,农业改革要有农民的积极参与,否则很难持续下去。

上面第一条是关于农业健康发展,第二条是关于保护农民利益。这两条,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两个基本点。

(三)强调尊重农民的意愿,经营权流转必须以自愿为前提,“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和出发点和农业健康发展、保护农民利益这两个基本点也不完全一致,前些年土地改革试点中存在农民“被上楼”的现象,这种防范其实非常必要。

(四)对于工商企业参与农业,要有一定的约束,不能是完全的自由准入。考虑到工商企业的利益和农民、农业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也要建立一定的风险防范机制,防止企业经营中牺牲农民利益,危害农业长远发展。比如说,前些年一些工商企业进军农业,但是农业利润低,往往利用拿到的土地发展服务业,甚至开发房地产,农业往往成了点缀。更有甚者,名为进军农业,实际上是冲着农业补贴去的。因此,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不能是谁来都可以,“要有严格的门槛,建立资格审查”,要有“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根本的目的,是“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后面这两条,重点在严防土改过程中的风险。简言之,一是要尊重农民意愿,二是对进入农业的工商企业要有审查和监管。

简要概括,习近平关于《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讲话,一共449个字[第三段提到的683个字和这个是一个东西么?如果是,为何字数不同;如果不是,还请统一一下,以免读者混乱。],内容包括了改革目标、改革思路、防范风险三个方面,信息量可谓丰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以“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农业利益”为两大基本目标,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促进经营权流转为基本思路,以严密防范改革风险为保障。

至此,一个渐进式土改的思路,清晰浮出水面。不过,这只是起了个头,找到了一个抓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涉多个方面,要促进要素的顺畅流转,激活要素潜能,还有进一步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次会议审议的另一个文件,《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则是为进一步推动要素流转创造条件。笔者将在下篇谈及。

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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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私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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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历了史上并不多见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期,很多人将其称为“奇迹”,并归结出“中国模式”。然而,是否真的有“奇迹”发生?是否存在超越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模式”?

  在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等人看来,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私有企业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日前,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金炳椽、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王瑾联合完成的一篇论文,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的原因。

  许成钢等称,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企业层面,私有制是决定绩效的最重要的制度。私企是中国经济成长和绩效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如果革除歧视私企的制度,让私企在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自由发展,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这篇名为《私有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来自所有转轨经济的企业层面证据》的论文,将来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企业层面的数据从企业内部与外部因素两方面做了对比:内部因素包括所有制、公司治理、投入、销售和成本,外部因素包括金融发展、司法系统、审计准则、政府效能、市场竞争程度等指标。从所有制来看,这些企业囊括国有企业、私有化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通过对比中国全体企业和26个其他转轨国家的全体企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过去发展成功的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规律一致,既不是奇迹,也并不存在超越市场经济规律的特殊模式。……正是私有企业,尤其是新兴私有企业,而不是违反其他国家经济共同规律的‘奇迹’,决定了中国经济惊人的总体表现。”

  文章指出,在所有因素中,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内部制度、特征,解释企业绩效差异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所有制。不论以哪一种标准衡量绩效,中国的新兴私有企业在所有的转型经济中都是最有效率的。这里的新兴私有企业指的是由私人企业家创建,而非通过私有化产生的私有企业。

  该文研究发现,从销售额、销售增长、增加值和资产收益率(ROA)等业绩指标看,中国的企业,无论是什么所有制,总体上都要比中东欧国家的相同类型企业的表现显著更好。然而,如果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均利润这些衡量企业效率的指标来看,中国的新兴私有企业和在华运营的外国企业要比中东欧的相同类型企业更有效率,而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低于其他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

  此外,许成钢等的研究还发现,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生产效率的差异要远比中东欧企业大。

  在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国有企业在投资准入、土地、资金等资源获取方面也有私企无可比拟的优势。许成钢等援引的数据显示,58%的中国国有企业以政府直接分配或入股的形式得到了土地,而只有2%的私营企业享受到这种优惠待遇。

  “政府在投资和土地分配上的重要作用,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由此得到的政策含义是,一些制度因素确实对企业绩效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论文将在清华大学的《经济学报》全文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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