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

2012年6月，我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满回来后，在国内几个公开演讲的场合阐述中国还有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没想到这一观点竟然造成舆论哗然，引来许多非议。

其实，从1994年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开始，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不少著作和公开演讲里都做过类似论述。这一老生常谈的观点所以引起争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从1979年到2012年维持了33年平均每年9.8%的经济增长率，在人类经济史上还不曾有过任何国家、经济体维持过这么长时间、这么高速度的增长。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总会下降。其中的一种说法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维持时间最长的日本和“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在维持了20年8%到10%的增长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放缓，下降到7%、6%、5%甚至更低，中国已经维持了33年的高速增长，远远超过它们维持的时间，怎么有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呢？第二种经常被引用来反驳我的观点是国内有些学者以1990年不变价的国际元来衡量，发现当一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放缓，逐渐降到7%以下。同时，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3年第二季度增长率降到7.5%，第三季度经过政府出台稳增长的政策，增长率回复到7.8%，但第四季度又降到7.7%，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个经验似乎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是否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下降？我认为其实主要是国际周期因素所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为10.4%、2011年为9.3%、2012年为7.8%、2013年为7.7%。经济增速下滑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同一时段，发展程度与中国相近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为10.5%、2011年是7.0%、2012年仅有5.3%、2013年为4.9%；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为7.5%，2011年和2012年接近崩盘，增长率分别为2.7%和0.9%，2013年也仅有2.2%。显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一起下滑只能是国际周期的外部因素，而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在同样的外部冲击下，表现还比较好。

抛开国际的周期波动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多大？上述两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降到7%以下的观点而言，其论据表面上不同，其实是相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都已经达到11000美元的水平。但是，直接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未来，不见得可靠。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深入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高速增长的决定因素，从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来判断未来应该会更准确一些。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人均GDP的不断增加，而人均GDP不断增加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快速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即使现在高度发达的欧美工业化国家，18世纪以前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才只有0.05%，要1400年人均GDP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提高了20倍，达到平均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从1400年降为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又提高了一倍，达到年均2%，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缩减为35年。

上述增长速度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在于18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速，同一产业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提高。而且，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劳动力和各种资源得以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转移配置到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正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点不同，发达国家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一直是在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任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身研发，而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用模仿、引进、集成来达到，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自己研发，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但能高多少呢？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取得了每年GDP的增长速度7%或更高，维持25年或更长的时间。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加上人口增长，平均每年的GDP增长也就是2.5%-3%；这13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两倍还多。

从1979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既然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后发优势，要想知道中国未来是不是还有高速增长的潜力，最重要就是要判断后发优势到底还有多大。

怎么判断后发优势有多大呢？人均GDP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力水平，实际上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中国平均技术跟产业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根据麦迪逊麦迪逊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的人均GDP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国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这四个经济体，也属于上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年均7%（或更高）而且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的13个经济体。如果和美国的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我认为以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作为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的判断标准是不准确的，因为同样是11000美元，在不同年代跟最前沿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是不一样的。日本是在1972年达到人均GDP11000美元，新加坡是在1986年，中国台湾是在1992年，韩国则是在1994年。当他们达到那个水平时人均GDP时分别已经是美国的67.3%、51.3%、48.3%和45.2%，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小多了。如果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的人均GDP从2008年以后停止增长，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也仅为美国的35.3%，远低于上述几个经济体的水平。所以，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达到11000国际元，中国的后发优势的潜力比上述经济体还会大得多。

根据以上分析，从2008年开始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8%增长潜力的估计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过于乐观的。

当然，要把后发优势的潜力变为实际的增长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如果要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市场，给企业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有为的作用，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避免“过犹不及”以及“不及犹过”的两种倾向。

于此同时，建立有效的市场要求中国必须从双轨制的改革成功过渡到市场单轨，若能这样，将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寻租、腐败等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势利导型的有为政府的建立和政府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相比，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利用后发优势，而且还有利于政府腾出手来应对未来人口红利过早消失和国际经济可能持续疲软的内外部挑战，使中国实际增长率更接近于8%的潜在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