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只是低工资部门工作岗位的增长
Figure 1和Figure 2描述了2005年后，德国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率是怎样上升的。虽然在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德国的GDP下滑比美国更严重，但德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要更好。有些人将这种表现归因于低工资的工作和宽松的传统社会保护。笔者认为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的确，由于历史原因，比如社会参与者自律的传统和战后德国经济分权化，德国没有法定最低工资。德国的低工资岗位自2005年以后也确实增加了。但是这种趋势只是代表了德国2005年之后劳动力市场奇迹的很小部分。
Figure 8表明，2005年以来，德国创造了超过300万提供社会保险和养老年金的工作岗位，这一数字超过了同时期下降的200万登记失业人口。
Figure 8 德国的就业与失业变动
也就是说，自2005以来，超过100万之前不就业的德国人重新选择了就业。因此，德国不仅减少了失业，而且还通过工作岗位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活动水平。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成功是以牺牲德国在职者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只是发生在收入分配的低端（表1 Hartz II）。许多度量也确实表明德国的收入不平等近年来扩大了，22%的德国人的收入只有总小时收入中位值的2/3或更少，比西欧其他欧元国家都更高。
但是数据也表明德国2006年该组劳动力占比为20%，其小时工资中位数大于15欧元/小时，这超过了欧元区的中位水平。因此，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并没有造成德国不平等的激增，而是出现了许多其他欧盟国家也出现了的小幅上升。
Figure 1和Figure 3还清晰地描述了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不平等的小幅上升是随着总就业劳动力的大幅上升而出现的。这种趋势与美国等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许多研究者可能会认为用大量就业岗位交换小幅度的不平等上升是许多国家所愿意的。为了理解2003年之后德国低工资部门的去监管化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必须分析Hartz II的措施（参见表1）。对于低工资或迷你工作，主要引入了如下的变革：
（1） 迷你工作的月最低工资限制从325欧元提高到400欧元（2013年提高到450欧元），因此提高了这种工作的收入门槛；
（2） 提供迷你工作的雇主有义务按照总工资的25%支付单一税（12%为养老金，11%为医疗，2%为税收）；
（3） 如果雇主是私人家户，那么社会缴费率只有12%（双方各有5%的养老金，2%的税收）；
（4） 增加了一项条件：将迷你工作作为第二职业的条件是拥有一份提供全部社会养老年金的基本工作；
（5） 迷你工作（mini-jobs）月收入限制在400-800欧元之间（2013年提高到450-850欧元之间）。
这些变化有许多重要的含义。首先，一份迷你工作有月收入限制。但是这种工作并没有规定达到法定450欧元起点的工作时数。如果相对小时工资很高，那么某个劳动者可能只需要工作很少的时间就能达到起点收入了。其次，雇员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但雇主需要。这样，劳动者就可以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不需要增加负担。这意味着参加迷你工作的劳动者的边际税率更低，参加迷你工作后的实际所得更高，进一步刺激了劳动者提高工作时数、参加迷你工作。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德国劳动者能同时拥有一份正规工作和一份迷你工作，但社会缴费却不需要增加。这意味着德国大量迷你登记就业的上升并不代表低收入劳动者的增加。事实上，这种上升可能是来自同时拥有两份工作的德国劳动者数量的上升。
Figure 9按照2003年开始的分类，将750万登记的低工资迷你工作分为两个部分：“只有迷你工作”（简称“标准类”）和“作为兼职的迷你工作”（简称“兼职类”）。Figure 9还描述了提供全部社会保险金的主要类别的发展情况（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提供社会缴费）。
Figure 9 标准类和兼职类的迷你就业
迷你工作的增加绝大多数来自“兼职类”。2003年以来，创造了超过250万的这类兼职类的迷你工作，而“标准类”只在2003年Hartz II方案颁布后的15-18个月内增加了60万。因此，认为2003年以来德国低工资迷你工作的上升是一种统计误解。
2005年以来，德国新增超过300万有全部社会保险的工作，而标准的只有迷你工作的数量一直未超过500万。除了Hartz II实施初期，我们不认为低工资迷你工作的增加取代了有更高工资和社会保险水平的工作。事实上正好相反。Figure 9表明近年来，德国所有类型的工作都有了增加。
同时，迷你工作在标准类和兼职类的跨年龄组间分布是不均匀的。Figure 10表明，黄金年龄段（25-54岁）2013年有一半的迷你工作是兼职类，而标准类在青少年和老年组迷你工作中占了很大部分。
Figure 10 按年龄分类的迷你就业
因此，青少年和老年人更倾向于将迷你工作作为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Figure 10也表明从2003年到2013年，青少年组将迷你工作作为唯一工作的数量是稍有下降的。有完全保障的工作的增长使得一部分青少年从标准类转向全职工作；同时，这些劳动者将迷你工作作为兼职类的数量也会上升。
兼职类迷你工作的大量上升也可能与德国妇女就业的增加有关。Figure 11按照工作时间和性别对2005-2011年第二季度有全额社会保险的工作进行分类。
Figure 11 按工作时间和性别划分就业
Figure 11表明德国有全职工作的男性比女性更多。从2005年第二季度到2011年第二季度，这一类别的工作增长在男女间是比较平均的，男性增长了106万，女性为124万。但是德国男性大部分进入了新增的全职工作（72.8万），而几乎所有女性（97.2万）选择了一份新的兼职。许多兼职的女性可能同时拥有一份兼职的迷你工作。
Figure 12是按性别分类后处理Figure 9数据后的结果，它描述了2003年迷你就业改革后的性别差异效应。几乎所有新增的女性迷你工作都是兼职类（从66万上升到150万），而标准类从2003年以来几乎没变。同时，在男性迷你工作者中，工作增长的分布更为平均，新增工作的2/3（大约60万）属于兼职类，1/3（大约30万）属于标准类。因此，2003年开始的迷你就业改革似乎帮助了德国人获得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兼职（有完全社会保险）和一份迷你工作。
Figure 12 按性别划分的新增迷你就业
Figure 13比较了迷你工作和全职工作在部门间的分配，表明迷你工作集中于传统的季节性和高劳动周转率部门，比如农业、建筑、零售和批发、住宿和餐饮以及家务劳动等。同时，迷你工作在传统的高技能和工会控制性强的行业较少（比如制造业和医疗）。
Figure 13 按部门划分就业
Figure 13还表明制造业中迷你就业并不多，说明迷你工作对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影响很有限。
Hartz II方案和迷你工作的改革增加了德国低工资劳动力的供给，刺激了正规的兼职工作的增长。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与欧元区劳动力市场的局部改革类似，这些改革放松了女性和青少年就业的条件。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表1）事实上改善了老年人就业条件，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主要年龄段劳动力选择有全部社会保险的全职工作的影响也较小。因此，风险在于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可能会恶化“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那些有全职工作和那些不在劳动力人口）。德国的女性、青少年和老年人都有更大的激励选择工作，但其中很多工作是无法享受到内部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保护。因此，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弹性提升只会集中于某些类别劳动力。参见附录“德国新的联邦最低工资的潜在影响”。
由于德国内部劳动者和短期劳动者，即kurzarbeit [2] 之间存在实际弹性，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恶化的风险会减弱。Kurzarbeit是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传统，旨在鼓励之前受保护的劳动者在危机期间减少工作时间，但能够从政府领取临时救济。这种制度使得德国的总劳动利用效率在2009年能够适应5%的GDP下滑而不会增加失业。这些工资补偿使得劳动者愿意减少大萧条期间的工作时长。德国出口商很快就恢复增长，而且对工资补贴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很多分析者认为这种体系是“一个奇迹”（on
Figure 14 Kurzarbeit项目与实际GDP增长
从战后重建的经济奇迹（the Wirtschaftswunder）早期开始，德国kurzarbeit受益者的数量就多次出现暂时性上升。比如1967年、石油价格冲击之后的1973年和1979年、1990年统一之后的东德和2009年，这些都避免了大规模裁员。实证表明：危机期间，德国内部劳动力的实际弹性比单个工作保护条款的要更高，尤其是2008-2009年kurzarbeit项目在制造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实施。
通过避免危机时期裁员，雇主也可以保留他们的高技能劳动力，缓解人口下降和未来劳动力短缺的负面效应。这种制度还能帮助雇主在经济出现复苏时迅速扩大生产。因此，kurzarbeit制度对德国这种高技能制造业经济是有益的。
Kurzarbeit制度有着显著的再分配和不平等含义。他们减少了内部劳动力的周期性失业，作为一种自动稳定器为在职者在危机期间提供直接迅速的收入补贴。此外，这种制度还能鼓励德国企业为雇员提供培训，因为这样他们在经济波动期间裁员的风险就会下降。
但是这种制度也是有不利的一面的。它所提供的弹性可能会抑制它所鼓励的创造性破坏力量和创新，固化行业份额水平。它为内部劳动力所提供的补贴使得许多企业（尤其在制造业中）避免了必需的变革，阻碍了生产率增长，不利于引导向创新部门和高生产率部门重新分配资源。因此，这种创造更高弹性的福利制度可能会损失新的、快速增长的企业。
这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想的取决于本文讨论之外的社会选择。但是截至目前，德国似乎还没有更好的选择。
五、 小结
本文论证了关于德国最近经济表现的六个论点，并且说明了结构性改革是如何可以产生经济社会福利的。第一，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欧美大型经济体中运行最好的；第二，德国的工资约束相对于其他欧元区国家并不大，因此最低工资约束并不能用来解释1999年之后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第三，德国的人均总劳动力成本继续超过欧盟其它主要国家和美国；第四，德国最近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并不是由于低工资工作的大量增加造成的；第五，2003年以来，德国人普遍将迷你工作作为第二职业；第六，德国2009年实施的kurzarbeit项目早已有之，是自动调整劳动投入用以支持内部劳动力。
因此，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全面改革表明可以增加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并且不会产生比其他国家更高的不平等。这对欧洲和美国而言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欧元区其它国家应该学习德国全面改革的措施和方向，美国应该考虑如何像德国那样能够发挥公共政策的指导作用。
德国的经验还说明了，必要改革措施的实施并不必然因为关注短期增长而延缓。由基民盟(CDU)、社民盟(CSU)和自民党(FDP)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显然从施罗德早期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中获益匪浅，而且这些措施都很幸运地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实施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德国最近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只是一个巧合，而应该说之前关于经济周期中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最佳时机的讨论是被误导的，而且所有国家都不要等到经济转好再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尤其是那些短期汇率弹性的欧元区国家。
当施罗德在2003年早期开始实施Agenda 2010国内改革时，他并不会想到这将为德国经济提供一个缓解外部经济冲击的保护盾。没有人可以预言未来，因此我们应该及时实施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最后，德国国内经济政策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从上述分析中，本文认为德国劳动力市场至少面临如下两个挑战：
1）继续提高女性的劳动投入。未来应该立法寻求办法扩大女性全职工作的比例，而不仅仅是从事兼职和/或迷你工作。一旦迷你工作的工资超过了450欧元/月，那么就需要社会缴费，这不利于激励人民增加工作时间。另一项抑制德国很多女性转向全职的因素是夫妻两个都有收入的家庭的边际税率在不断上升。德国应该变化其劳动法和税法以克服这些问题，为德国女性提供照顾老人小孩的优先权。
2）避免出现二元劳动力市场。施罗德的改革通过劳动者愿意接受低工资工作的方式提高了劳动力利用效率，并且增加了迷你工作。德国现在应该更加关注和通过提供技能培训升级服务帮助那些周转快、工资低的兼职者。同时，应该通过增加内部劳动力的弹性、减少内部劳动力和外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附录：德国最低工资的潜在影响
传统上，德国的工资由劳资双方决定，因此并不存在法定最低工资。在最近新组建的大联合政府中，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接受了社民党的提案，决定设立联邦最低工资为8.5欧元/小时。
法定最低工资的影响取决于其实施方式。社民党预计其提案将有益于大约680万小时工资低于8.5欧元的德国劳动者，但2010年的收入分布数据表明21%的雇员小时报酬低于低工资的起点，即10.26欧元。
Figure A.1利用德国雇员的平均周工作时数估计该提案的月工资。假定一个月有四周，每周工作34.4小时，那么最低工资将接近1170欧元/月，位于欧盟法定最低工资的高水平。该报酬与英国接近，但低于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
但是，联合政府对该项决定的具体细节却是模棱两可的。根据决议，该方案将从2015年开始生效，但之前自由决定工资的部门却可以延迟到2017年。此外，还有12个已经接受联邦法律the Posted Workers Act(Arbeitnehmer-Entsende Gesetz, AEntG)保护的部门可以免于实施最低工资。这些被监管的部门的最低工资在东德时期就已经接近7.5欧元/小时，这很可能会使得他们的工资仍然低于新的最低工资。事实上，联合政府协议还在呼吁向更多的经济部门提供AEntG法案保护。
如果某个部门的参与者要求联邦劳动和社会服务局提高整个行业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那么该部门就AEntG的司法保护。这种情形常常出现在面临外国企业的竞争而不受集体协商协议约束的行业。许多部门在AEntG保护下会产生两个最低工资。行业中的参与者选择低于AEntG的联邦最低工资将会是最优选择。
最低工资将会受到由社会参与者组成的新的委员会的监管，并进行必要调整，而这些社会参与者们之前是一直反对设立法定最低工资的。如果发现最低工资不利于创造就业，那么将会下调最低工资，尤其是德国东部。因此，目前的8.5欧元/小时可能并不会延续很久。
德国最低工资对不同的部门也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它可能完全不会影响到制造业，因为该行业协议的工资早已经超过了8.5欧元/小时。因此，新的最低工资可能不会影响贸易部门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反，最低工资对传统高周转率的岗位可能会更有影响，比如餐饮旅馆业和建筑业。1170欧元的月工资可能使得低于450欧元/月的迷你工作变得不合法。因此，它可能会影响那些老大难的劳动力的迷你就业。当然，由于最低工资是对小时工资进行规定，因此可能不会影响那些月工作时数并不高的迷你岗位，但是这种影响目前并不明确。
综上，逐步引入最低工资对德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相对温和的。
Figure Box.1 欧盟主要国家最低工资
[1] 直觉上，葡萄牙在这一时期的总劳动力成本似乎比德国增长得更快，上升到德国2012年的47%。但图6表明制造业小时工资相对于德国下降了，这很可能是由于葡萄牙非贸易部门工资大大地上升了。图7的加总数据包括了这些信息，但图6没有包括。
[2] Kurzarbeit worker是指那些临时工作暂停超过雇主自动减少的工作时数的10%的雇员，他们有权享受部分的失业津贴（kurzarbeitergeld）。
来源：思想库报告 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