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ob Funk Kirkegaard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一、 引言
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述学习“可怕的德语”（The Awful Greman Language）的困难。类似的困难也存在于那些想要理解德国近期经济表现的人身上。绝大多数的测算表明，德国拥有所有西方大国经济体中最好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率一直保持在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争论这种成功是否付出了代价——具体而言，即德国国内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是否降低了德国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德国是否只是偶然地遇上了外国对德国出口的强劲需求。
本文试图解释德国2000年早期开始的劳动力市场综合性结构改革是如何导致劳动力市场最近的成功表现的，包括低失业率、高劳动参与率和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此外，德国的成功表明其他欧元区经济体也可以通过类似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福利，同时又不会产生当前很多欧洲国家恐惧和担心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德国设置了工资约束，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这种约束作用比大部分研究结论所认为的要低，而低工资的迷你工作(mini-jobs，一种短工)正逐渐被人们视为第二职业(neben-jobs)，后者常被批评为挤压了低收入劳动力的供给。德国的经验表明高就业率、高劳动参与率和高生产率并不必然以不平等的上升为代价。
本文接下来共分为四节。第二节比较了德国与其它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第三节研究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性质。第四节具体分析了低收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尤其是所谓的短工普遍化现象。第五节进行了小结，本文认为德国能够而且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全职岗位，并且避免出现二元劳动力市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德国政府就需要额外的支出来帮助劳动者提升工作技能。
二、 2000年改革以后的成果
从2005年开始，德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就与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互联网经济膨胀时期的水平相匹敌了。如果考虑到德国并不存在房地产资产泡沫，那么这种表现实际应该更好。比如，德国的登记就业率从2005年开始就超过了73%，远远高于传统意义上劳动力市场更富弹性的美国和英国(Figure 1)。与美国相比的这种优势是令人惊讶的，因为美国就业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比德国高10%，目前却要低5%-6%。在欧元区内，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显著好于停滞的法国和衰退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劳动参与率方面(Figure 2)，从2005年开始，德国也要优于其它发达国家。
Figure 1 各国雇佣率（15-64岁），1992Q1-2013Q2
Figure 2 各国劳动参与率（15-64岁），1992Q1-2013Q2
尽管如此，但在失业率数据公布之前，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大规模变化并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从2005年开始，德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了4%，但失业率目前却已经接近6%。也就是说，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劳动参与率没变，那么失业率将远远低于正常充分就业时的水平，可能只有2%。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2005年，美国劳动就业人口大约1.37亿，但至今有超过500万人失业，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大概下降了4%，这使得美国的就业率几乎没变[1]。将这个数字与登记失业率相加，大约有1700万人口失业，远远高于2010年早期的高峰水平。
Figure 3 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德国就业变化
如Figure 3所示，2005年以来，德国的就业在男女老少各组都有了显著增长。虽然15-19岁男性人口的就业率有所下降，但老一代德国人的就业率近年来却快速上升，尤其是60-64岁老年人口的就业率上升幅度超过了20%。我将在下文讨论，德国的这种就业增长是由2000年中期开始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所带来的，这也缓解了老龄化问题。
Figure 4 德国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变动
Figure 4的贝弗里奇曲线（即失业人口和招工企业的匹配）表明，2005年以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也上升了。经过商业周期之后，改善的贝弗里奇曲线应该会向左下角移动，即失业率和空岗率都很低。
Figure 4还表明，1995年以来，德国的贝弗里奇曲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99年建立欧元区之前，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变化很小。但建立欧元区之后，1999年到2005年期间，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恶化了，因为贝弗里奇曲线向右下方移动了。但从2005年开始，商业周期之后的匹配效率又提高了，因为失业率下降时，招工企业也减少了。也就是说，必定有些变化影响了德国劳动力市场2005年之后的运行。
Figure 5 人均工作时长和人均GDP
此外，Figure 5表明自2005以来，在不降低总劳动生产力的前提下，德国的劳动利用效率上升了。在1991年德国统一之后的马克时代和1999年到2005年早期欧元时代，德国的劳动力利用效率（人均工作时数）都大大下降了，但生产率（每小时创造的实际GDP）提高了。从2005年到2012年，与美国和其它欧洲相反，德国的劳动利用效率和生产率都上升了。
三、 施罗德劳动力市场改革分析
德国近现代政治史上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1998-2005年担任德国总理）主导下的劳动力市场全面改革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的社民党却在大选中被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领导的基民党击败了。他的成就常常被低估了，而且其执政期间推行的Hartz IV备受争议。事实上，虽然很多分析者挑出了那些他们最支持或者反对的改革，但德国的改革是非常复杂的，也远未被充分理解。
表1列出了改革的全部内容，并且集中关注了劳动力供求，包括减少提前退休、鼓励就业政策和重组国家职业介绍所。这些全面的改革与其他欧元区国家危机导致的碎片化改革完全不同。
表1解释了Figure 3中老年组更高的就业率是如何形成的。超过55岁和58岁的德国工人的失业津贴被减少了，而最低退休年龄从2006年的60岁提高到2008年的63岁。许多分析者认为德国近来经济的复苏在于自1999年以来，其工资比其他欧元区国家增长得更慢。这种国内工资约束降低了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出口。正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德国确实从欧元引入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全球经济增长中受益良多。在欧元时代前期，德国的出口增长的确是GDP增长的主要构成。
表1 德国劳动力市场全面改革的主要特征
但是这种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也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比如，Figure 6说明了不同欧元区国家贸易部门工资发展的差距。只有爱尔兰和西班牙这两个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国家，制造业工资增长比其他国家更快，比德国高出大约10%。同时，从1999年到2007年，尽管葡萄牙的真实单位劳动力成本恶化了20%，但葡萄牙的制造业工资实际上比德国要大大降低了。因此，德国有限的工资增长并不能说明欧洲外围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更高。
Figure 6 主要国家制造业小时工资
由于德国企业有权选择退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条款，因此Figure 6中1999-2012年全国制造业小时工资并不具代表性。统一欧元之后，德国制造业实际工资可能比图中更高。单个公司可能会忽略工资协商条款而接受顺周期的工资水平，即危机时期工资增长更慢而繁荣时期工资增长更快。2000年以来，德国企业的工资弹性实际上是上升的。欧洲外围其他国家的工资弹性也应该是上升的，因为他们也允许企业退出全国工资集体协商条款。经历了大危机之后，我们预期西班牙和意大利公司的工资增长幅度应该比集体协商的更小。因此，Figure 6中2000年初期德国企业未报告的相对工资约束只是暂时的，因为外围企业会在危机时期将工资充分下调。
此外，工资成本只是全部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为全部劳动力成本还应该包括企业的社会缴费和税收。社会保险金和税收一般是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支付的，所以名义工资增长幅度相同时，社会缴费水平更高的国家的总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更快。正如德国1999年之后的情况，这种总劳动力成本差异会使得更低的工资增长在短期内并不会影响其与贸易伙伴国的全部劳动力成本差异。Figure 7描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美国在2000年和2012年的这种情况。
Figure 7 主要国家税前总劳动力成本
Figure 7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是个低工资国家”的论点是不成立的。2000年，德国的总劳动力成本是图中所有国家里最高的，而且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从2000年到2012年，德国全部工资成本是绝大多数国家里增长最快的[1]。成立欧元区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美国工资成本占总劳动力成本的比例都下降了。
因此，尽管德国劳动力市场确实部分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施罗德时期的全面改革却是2005年之后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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