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前，我常对学生说，美国经济极具灵活性。美国的用人单位愿意冒险雇用生产力高的失业者；而美国的劳动者也愿意抓住机会，或尝试新事物以获得工作。由于老板愿意冒险，员工又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供给自然创造了需求。
我曾经说，支出受到不利冲击，确实可能造成大量失业和产能闲置，但其效果只会持续一两年，最多三年时间。而每次最初衰退结束后的首年，美国经济都会大幅反弹，一举收复现状与充分就业状况间约40％的失地。
我曾说，凯恩斯主义所说的短期是指零至两年。在分析3年-7年期间的事件时，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古典模型，即经济将再度实现充分就业，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改变支出、产出和就业的分配，但不会影响其水平。超过七年则进入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的范畴。
所有这些看来都是错的，至少现在看来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提供了有力证据，表明短期可以维持数十年，而且之后仍不能回归旧范式，而是转向新范式。在新范式下，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短期经济萧条会产生长远的影响。2008年以来的情况表明，日本并非例外。
思考这些问题的默认框架，是维克塞尔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的市场和自然利率框架。该观点指出，在每个经济体中，都有一个由金融系统决定的市场利率，还有一个自然利率。在自然利率下，充分就业状况下的期望储蓄等于充分就业时的期望投资，同时，整个经济体既不需要举债经营，也不需要进行去杠杆。
如果整个经济体渴望增加杠杆，其结果便是通胀性繁荣；而如果整个经济体渴望去杠杆，则会出现经济萧条。因此，中央银行的责任就在于干预银行系统，从而使市场利率贴近自然利率，让经济在充分就业又没有过度通胀的状态下实现平衡。
如今的问题是，自然利率——即美国短期国债的流动性安全名义利率低于零。而央行无法将市场利率调整到这一水平。除非有什么事件使自然利率有所提高，否则我们将无法摆脱经济萧条。
一些人指责，全球储蓄过剩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并呼吁减少储蓄。但如果我们处于充分就业，我们就会认识到，全球经济仍有巨大的增长机遇，而为了当前福利牺牲未来的增长是次优选择。
也有人将矛头指向缺乏技术机会导致的全球投资短缺。但鉴于这种观点在每次深度萧条期都会出现，全球投资短缺与其说是导致经济停滞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停滞的结果。
还有人说，只要年度通胀目标从2％提高到5％，这一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因为人们所囤积现金的实际购买力大幅下降，必将提振实际投资，从而解决全球投资短缺问题。
我认为这些人说的可能是对的，但保罗·沃克尔和艾伦·格林斯潘等前央行行长会警告说，5％的通胀目标难以持续。要是通胀目标稳定在2％，人们可能乐于接受，但5％的年度通胀最终会变为10％，而10％又会变为20％，届时，美国将面临1982年那样的又一次深度衰退，甚至更糟糕的局面。
最后，以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巴莱罗为首的第四类经济学家认为，问题在于全球缺乏安全资产。基于这一观点制定的政策，旨在更好地调动社会的金融风险承受能力，并压抑进行高风险投资意愿的因素。
总之，我们现在有四种理论，每种理论都是由天资聪颖、思想深邃、工作勤勉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要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活跃的公共领域中进行的成熟辩论将为经济政策提供信息。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好比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期经济增长无望。
作者为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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