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才是终极判官，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高层终于通过了一揽子改革方案，使中国经济有望从依赖出口转为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
截至目前，这一转型已经有了广泛的目标和方向。比如，2011年3月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就承诺，基于城镇化和方兴未艾的服务业，中国经济将转为消费驱动型。这些承诺确实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带来了机遇，但它们缺少一个关键要素，即中国家庭没有动力将自身新增收入用于随意消费。
相反，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铁饭碗”被打破以来，财务和经济的不安全一直困扰着中国家庭。出于对未来的担忧，中国家庭将新增收入都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经济学家称之为预防性储蓄。
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聚焦于收入和消费之间的错位，提出了一系列方案，旨在转变中国家庭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案是，将国企利润的30％注入资金严重不足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国民医保计划号称几乎实现了全民覆盖，但该计划所提供的福利少得可怜。
中国的养老体系也是如此。近50％的职工都参与了养老保险，但每位职工终其一生平均也只能获得600美元的退休福利。面对如此不确定的未来，难怪中国家庭会过度储蓄。
三中全会还提出一些旨在改变中国家庭行为规范的措施。眼下，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下降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的重大调整就显得尤其重要。此外，改革户口制度，允许公民将个人社保账户资金在不同城市间转移，对于包括近2亿农民工的劳动力大军来说至关重要。
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要使市场定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作为这一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或将实行存款利率市场化。这项姗姗来迟的政策变化应该会令中国消费者感到欣慰，并将巩固工资收入的增量增长。
“决定性”一词对于燃料、金融资本以及货币等关键资源有着重要影响。一直以来，上述资源都是由国家指导定价。在中国，用词上的变化向来是重大政策变化的重要信号。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类似的，三中全会用“决定性”一词给基于市场的道路定性。
所有这些都展示了当代中国发展战略新的一面。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设计并实施了以生产企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而如今，中国领导人面临极为不同的任务，即将生产企业模式的技术官僚框架，转变为繁荣消费型社会的崇高愿景。
实施这一转变需要提出极为艰巨的问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是否能应对这一挑战？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在中国高层领导人中，技术官僚的实力在消退。布鲁金斯研究所李成的研究显示，25名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5％是工程师或科学家出身，较2007年的40％和2002年的72％有大幅下降。相应地，具有法律和社会科学学科教育背景的高级官员人数增长。法律和社科学科的教育背景所提供的技能组合与建设消费型社会的愿景更加契合。
其次，三中全会成立了一个高级别组织——中央改革领导小组。该小组极有可能以习近平为首，将在起草三中全会改革实施方案的具体指导方针中起到关键作用，而长期起主导作用的技术官僚组织发改委则可能被边缘化。
最后，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更广。习近平很快成为党政军一把手，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三中全会的历史性改革。
结果是好是坏，只有做了才知道，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中国领导人眼下正全力使广大人民的行为规范与下一阶段的转型相一致，在此背景下，使中国转型为消费拉动型经济体可谓刻不容缓。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耶鲁大学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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