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的目标，专家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海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降到6%甚至以下
中央政府设定了7.5%的增长目标给了包括地方政府以及央行在内的国内各经济决策部门，一种信号，即它们不需要仅仅看重经济增长速度。因为中国还是一个政府权力很大的国家，如果中央政府设定了8%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可能会设定更高的目标，而经济决策部门也会有压力从而采取一些经济刺激措施。中国政府设定这样一个相对较低的目标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中国正处于调结构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无疑需要时间。
在成熟经济体中，服务业占比在70%，而中国的还只是在40%多，这说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依然在一个腾飞的过程中，它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发展中阶段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下降到6%甚至以下。当中国经济结束结构调整的时候，应该还会获得7.5%以上的发展速度。（海闻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裴长洪：从总理报告看宏观经济政策基调
李克强两会工作报告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基点，根据潜在增长率来确定目标经济增长率，在宏观经济政策诸目标中，以保障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底线。根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经济增长7.2%以上，可以保证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都保持在温和的水平上。增长目标的上限是防止通胀；由此构成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观察和分析参数。
综合各种观点来看，多数专家都认为未来若干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仍将保持在7%的水平之上。从政策措施来看，2014年仍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赤字略有增加，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仍维持13%左右，外贸增长目标设定为7.5%左右，这都为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并争取外需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条件。（裴长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朱成钢：7.5%是为保信心、就业和收入
7.5%的增长率没有问题，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三十多年高增长的惯性，世界经济也在向好。关键是增长的方式，如果还是靠政府和国企投资为主，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地方政府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旧有模式, 李克强总理设定的今年的增长目的就达不到。
他解释定7.5%是为保信心、就业和收入，但是在旧有增长模式下，增长的成果更多地会分配到（政府）财税，（财团、银行）资本收益，（国家）土地收益等领域，对大学生就业，居民财产性收益，中小企业益处有限。所以7.5%增长速度的取得，更多地要依靠劳动，创新，民间融资来达到，才会有愿望与效果的统一。
政府把股市、债市、互联网融资搞好，民间就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也有更多财产性收益；放开存贷款利率，才能增加储蓄收益。而降低土地成本、税收水平、减少政府收费，中小企业才有更多投资和创业的机会。发展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使劳动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朱成钢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徐汇区副区长）
袁志刚：2014年出口依然看不到希望
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主要处于中端位置，两头在外，即在利用发达国家科研创新和复杂中间品投入的基础上进行组装制造，再利用国外的平台和营销销往其他地区。从贸易方式上来看，一方面，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现状导致中国产品出口的附加值极低，而未来逐渐老龄化的要素禀赋改变可能导致中国依靠低附加值出口的参与全球贸易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加工贸易出口持续低迷，2013年10月加工贸易出口额只有一般贸易的0.8倍。在欧美发达国家依靠廉价土地、金融和能源要素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很难实现出口对经济的持续拉动。（袁志刚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陶冬：今年GDP增7.8%不易达到
如果认为改革可以在不影响增长和投资的情况下发生，阁下就未免过于天真。反腐败浪潮下，国企高层担心自己的乌纱帽多过企业发展。财政改革和流动性收缩下，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自然会放缓。笔者相信，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势必会放缓，这是改革的代价，是必须支付的成本。
笔者更倾向于相信，2014年的GDP增长介于7-7.5%之间，增速回落到本周期的低位。不过目前市场对增长速度是7%还是7.8%并不太关心，资金更关心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更关心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陶冬系瑞信董事总经理）
蔡昉：改革和经济增长没有替代关系
今天我们看到的增长速度下降，与内部外部需求的冲击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和改革更没有关系，说穿了，是由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受到制约，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来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大幅度缩小；以及资本报酬回报率下降，因此，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提高潜在增长率需要从改革入手，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户籍制度改革就具有改善劳动力供给和提高生产率的效果。
如果我们认为改革和经济增长有替代关系，其实不利于改革的推进。首先是形成改革共识就比较难，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改革任务，但是实际上积极性是不一样的，做法也就不一样了。其次，如果看不到改革可以带来收益的话，就可能丧失改革方式的选择。如果改革总体带来收益，就可以由中央承担一定的改革成本，对部分改革受损者进行补偿，达到改革的激励相容。（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军：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短期悲观而长期乐观
现在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担心，拖累2014年全球经济的不是美国，不是欧洲，是金砖五国和脆弱五国，这有一定的道理。至于过去被看好的新兴市场经济是否马上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危机，要看这些国家的政府政策的调整力度和魄力了。
中国当然跟这些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中国经济宏观的基本面比他们稳健得多。在财政的状况好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尽管这几年在四万亿政策下增加很快，它也不过占GDP的50%，甚至还低一点。与印度和巴西等不同，我们长期以来在贸易和资本项目上面都是顺差，也没有赤字。所以宏观基本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再加上中国在资本项目下现在还没开放，所以还有一道防火墙。美国的QE退市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当然要比金砖其他国家、比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要少得多。所以，我一再说，如果说我们对新兴市场经济是短期乐观而长期悲观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就应该是短期悲观而长期乐观。（张军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林毅夫：未来20年每年8%增长不是过于乐观
从2008年开始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8%增长潜力的估计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过于乐观的。当然，要把后发优势的潜力变为实际的增长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如果要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市场，给企业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有为的作用，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避免“过犹不及”以及“不及犹过”的两种倾向。
于此同时，建立有效的市场要求中国必须从双轨制的改革成功过渡到市场单轨，若能这样，将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寻租、腐败等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林毅夫系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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