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足时代，而人类对此有点不太适应。首先身体上不适应，过去食物一直是短缺的，所以人要尽可能地吸收和存储脂肪，而今天的身体仍然这么做，就导致肥胖症的增多。其次大脑也不适应，过去信息短缺，很多人保留对任何印着字的东西都感兴趣的习惯，而今天如果还这么干就根本没时间处理真正有用的信息了。再者很多人在精神上也不太适应，人们很难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悲观的预测总是很有市场，当今各国也许只有中国人对未来最乐观。
2013年一个有意思的新闻是瑞士准备搞一次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给全民发钱——每人每月两千五百瑞士法郎（相当于一万七千元人民币）。白给，不必工作，只要你是合法居民。提案的支持者说：“全民发工资计划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人工作，而是让人做自己更想做的工作。”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没人讨论瑞士是不是出得起这笔钱，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点钱不成问题，唯一的担心是这么做会不会减少年轻人工作和学习的动力。
难道瑞士已经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吗？据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显然还没到共产主义，不过一定程度上现在已经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世界已经变了。很多适合短缺时代的运行规则，并不适合这个富足时代。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减少，反而因为全球化、技术进步和更自由的经济制度而加大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却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的。历史上一直都是富人享受安逸，而穷人终日辛苦劳作。但是据2013年出版的Plutocrats 一书（作者Chrystia Freeland，中译本《巨富》）研究总结，现在富人比穷人累得多。他们工作时间超长，压力很大而且极不稳定。有的富豪认为自己必须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才能跟上世界变化的节奏。八小时工作制几乎成了穷人的特权。跟上一代富豪相比，新一代富豪的钱大都是自己赚的而不是继承的，七成以上的富豪的钱都是过去十年挣来的。哪怕是处在人口前0.01%的这些人，年收入超过一千万美元，其大部分收入也是来自工资和商业，而不是来自纯资本投资。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穷人”——美国2013年的贫困线是三口之家年收入不到一万九千五百三十美元——的日子则相当不错。美国并不是一个以高福利著称的国家，但我们仍然经常能听到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对福利制度的抱怨。一个华人用自己辛苦挣的钱买了几处投资房出租。租客中有的家庭根本不工作，完全靠福利生活，政府直接给交房租还发钱，拿着食品券偶尔还能吃顿龙虾。这位房东冬天去修房子，发现人家的暖气开得比自己家都高，而且因为正在开party，嫌进出麻烦，连门都不关。他把这件事贴在中文论坛，所有跟帖者都表示了愤慨。这就难怪中产华人往往支持共和党，要求减税：凭什么让我们工作养你们这些不工作的？
就凭现在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事实上，把钱送给穷人消费有利于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这么做还有利于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史学家詹姆斯·利维斯通（James Livingston）在2011年出版的 Against Thrift（《反节俭》）一书中提出，消费，不管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道德上，都未必就不如工作。这本书总结了过去一百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种种手段，非常值得当今中国借鉴。
经济学有一个“常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家运营一个企业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到手之后他并不是全都自己享受，而是把其中一部分投资出去搞扩大再生产，比如买机器和雇用更多的工人。这样不但资本家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多利润，还刺激了就业。利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许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个常识，但如果我们关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辩论，这是共和党人最喜欢的经济理论。共和党候选人说，你需要对投资减税，这样资本家就会扩大投资，经济和就业就会增长，而且你反过来可以收到更多的税。也许是根据这个原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投资收入的税率低于工资之类的所得税。
在消费和投资之间更鼓励投资，这个原理甚至与人类文明的传统美德暗合。你应该推迟享乐，不要有点钱就花了，省下来投资多好。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投资带来增长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市场是无限大的。只有每一笔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一定能卖出去，不断投资才有意义。如果市场已经饱和，又没有新产品被发明出来，还投什么资？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投资刺激增长显然是一个简单线性理论，在非线性条件下并不成立。
利维斯通认为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其实是个神话。不过他不需要发明任何物理学，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学的思想巨变不是谁提一个新理论就能带来的，而必须是新的事实进来，必须是基于经验的——就如同哈勃发现宇宙膨胀和伽利略发现行星运动的模式一样。他要用历史事实来震动经济学。
利维斯通考察美国历史经济数据，认为投资带动增长这件事，只在1919年以前成立。1920年以后，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自动化等因素，资本投入在单位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就开始逐渐下降，社会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私人投资。1900年几乎所有投资都来自私人公司，而到2000年投资的大头来自政府花费和个人买房，私人公司投资对经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生产率在提高，产出在增加，而本钱并不需要增加，那么结果就是利润增加。这些多出来的利润去了哪里呢？钱并没有被投入生产中，而是被投到了房地产、股市和国外。
这些进入股市和房地产的钱是泡沫和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人抱怨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不负责任地把钱借给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去买房，是由于华尔街的贪婪。但华尔街什么时候不贪婪？次贷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钱如果不这么借出去，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是剩余利润实在太多了。传统上对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解释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中央银行信用紧缩，在该宽松借钱的时候没有做。而利维斯通则认为其实大萧条是剩余利润过多导致的。事实上，整个1930年代银行和私人投资都是紧缩的，可是为什么经济从1933年就开始恢复增长了？
这个增长，以及从此之后美国经济的所有增长，都已经不是因为私人投资所代表的“效率”，而是因为“公平”。罗斯福新政做了两件事来增加工人工资。首先联邦政府宁可增加赤字也要办一系列的工程项目来创造就业。这种政府“投资”，并不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而是以拉动就业为目的。其次，罗斯福允许公会成立，这使得工人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变强了。再加上医保和退休金等福利的增加，从此之后政府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给地方和联邦政府工作成了增长最快的就业渠道，到1960年代，18%到20%的劳动力是政府雇用的。
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了。放慢的原因这本书没有仔细说，另一本书—— The Future Babble——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发生了石油危机。政客们开始研究新的增长办法，达成的共识是用减税的办法刺激私人投资。这就是里根搞的一套。
历史证明里根经济学是好使的。但这一次的经济增长仍然不是私人投资的功劳。如果你仔细看数据，1981年从减税政策中获得最大好处的五十家公司，其后两年的投资反而减少了。换句话说私人公司被减税之后并没有把省下来的钱投到生产中去。里根经济学真正的作用是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法让消费者有钱去买东西。
但不论如何，里根政策使得工资所占比重在减少，资方所得所占比重在增加。那么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经济仍然增长？这是因为有三个因素抵消了工资减少的效应：第一是社会福利等转移支付继续增加。第二是美国家庭越来越不爱存款，继续扩大消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信用卡越来越普及，借贷消费成为普遍现象。不过接下来，工资减少的这个趋势却逐渐到了必须出问题的时候，而布什的减税政策加剧了这一点，于是最终导致经济衰退。
这样，利维斯通讲了一个美国经济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现在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但利维斯通还不满足于此。他还打算整合一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学。
马克思的理论说任何商品都有两个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人们进行生产和商品买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升值和存款。这个阶段被马克思称为“简单商品循环”，以C代表商品，M代表金钱，那么这个循环就是C-M-C。而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人们把交换价值，也就是获得更多金钱，当成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商品循环变成M-C-M，使用价值仅仅被当成获得交换价值的手段。简单地说就是过去人们做事是为了消费，而现在人们做事是为了让自己的资产升值。在这个资本主义时代，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所有工资都花了当月光族，他就会受到众人的鄙视；而如果这个人把钱用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投资出去，不花钱专门等着升值，他就会受到众人的尊敬。
每次发生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衰退，就会有一批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说，你看，这证明了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是对的吗？马克思的学说仍然把私人投资当成经济增长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次美国经济衰退的解释是产业空洞化——传统制造业在减少，资本转而投到金融上。利维斯通对此不以为然：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凭什么还非得用传统制造业来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
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而解释经济危机还得借助凯恩斯。1930年凯恩斯出版《货币论》，提出导致问题的是那些既没有被用于扩大再生产，也没有用于给个人股东分红的剩余利润。这正是利维斯通在此书中强调的关键论点。众所周知，凯恩斯强调需求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利维斯通告诉我们，凯恩斯还说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有一种新的道德观。凯恩斯曾经写文章说，现在工业化和自动化使得我们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这其实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说明经济问题被解决了，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去消费。凯恩斯说人不应该为钱而工作。攒钱，而不是追求使用价值，其实是一种恶心的病态行为！
这样把马克思和凯恩斯结合起来，利维斯通对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提出了四个论点：
第一，产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剩余利润。增加私人投资已经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应该靠消费带来增长。
第二，为扩大消费，应该搞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增加社会福利。
第三，投资应该社会化。决定一个项目是否上马，不应该只看其能带来多少利润，而应该全社会一起评估它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要追求使用价值。
第四，花钱是道德的，消费文化是个好东西。
这个新道德标准值得专门说说。传统上我们认为人应该勤劳致富，富了以后把钱用于投资。存款很道德，而举债消费就不怎么道德。最起码，一个人花的钱应该都是他自己挣的。有统计表明，美国一对退休夫妇平均一生之中对政府医保项目的贡献只有十四万美元，而他们从这个医保中花掉的钱却高达四十三万美元。这道德么？如果我们假设消费带来增长，那么举债消费和接受社会福利就都是道德的。利维斯通提出，1990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家庭债务带来的，债务降低了剩余利润的负面影响。
更进一步，利维斯通提出一个有点惊世骇俗的观点：消费其实比工作更好。不过我必须给他补充一点，他这里说的工作纯粹以挣钱为目的。人工作是为了追求交换价值，而消费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衣服买回来立即失去交换价值，买衣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别人对自己的认同——凭这一点消费就比工作光荣：为增加社会效益而牺牲自己的金钱！从只知道赚钱养家的工人变成一个消费者，这其实是对人的提升。他开始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这个机制，就足以给整个社会增加爱心。我们消费，在很多情况下纯粹是出于精神上的追求。往大了说就是追求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这是灵魂的升华。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广告泛滥、消费文化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有同情心。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会发生民权运动这样的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消费文化。本来，爵士、蓝调、摇滚这些黑人音乐只在南方少数地区存在，再加上其艺术水平比不上古典音乐，入不了上层社会之耳，也就成不了主流。然而二十世纪以来品味没那么高的普通民众有钱了，成消费者了，而这时候正好唱片出现，黑人音乐才迅速流传开来。对黑人来说，这更意味着整体形象的提升，再加上媒体的广泛报道，黑人在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到1980年超级碗上出现黑人拍的广告，黑人文化正式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现在还有谁敢歧视黑人音乐？还有谁敢歧视黑人？马丁·路德·金这样的英雄人物当然有功，但是给他们带来战略机遇期的是消费者。
消费文化还可以解释更大的社会变革。从1975年到1992年发生在东欧的天鹅绒革命，其本质并不是老百姓反对政府，“革命”没有游击队之类的武装斗争。利维斯通认为这个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东欧消费者也想要牛仔裤和流行音乐之类的现代商品，想要更多的休息时间和更多的艺术，而计划经济政府满足不了。苏联式经济体制一个重大缺陷是把利润过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当选捷克总统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1978年的文章《无权者的力量》，根本就是一篇消费文化宣言。他说我们想要欣赏流行音乐的权利——不仅仅是本国流行音乐，也要西方流行音乐！哈维尔还代言摇滚乐队，要求把演奏摇滚乐的自由作为基本人权。苏联体制的真正失败之处在于它提供不了这些东西。事实上，当时苏联通过石油出口换来外汇，从西方进口了很多东西，包括童装，来满足国人的需求。可是消费者看到西方电视节目以后想要更多！结果一点点小危机，比如食品价格上升，就会导致大事。
所有这些诉求，都可以用更早的时候美国左派的一个口号来概括：more。早在1907年，美国经济学家Simon Patten就提出经济已经从短缺时代变成了过剩时代，过去是“疼痛经济”，现在则是“快乐经济”。Patten的学生Walter Weyl则在1912年出了一本书，The New Democracy，提出在这个时代如果能够搞好收入的再分配和生产的社会化，那么就可以不要绝对的社会主义，而变成有条件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美国劳工联盟创始人Samuel Gompers，作为一个工人领袖，则提出他既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想搞垮大公司，他想要的是“合作社会”（coorperative society）。这是一种平行的社会结构，发生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之后，但又不是社会主义。Gompers说工人唯一要的就是more：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多的休闲时间等等。快乐经济会使得过去穷而无知的人变得富裕而有知识，那么民主也会加强，简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形态。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怎么没有采纳美国人早在中国建国前就提出来的这个温和的路线图，反而搞了比较极端的社会主义？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当然是美国是发达国家，而早期的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快乐经济”。也许中国曾经有可能走这个路线，只是由于一些历史上偶然的原因没有走成。比如，根据沈志华教授在《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的中国》这本书中的说法，1957年国际上一系列突发事件导致中国走了另一条路。不论如何，先有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富裕到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再搞合作社会，然后再谈搞不搞社会主义，这个路线图绝对不应该让任何社会主义者感到震惊。
不敢质疑经济学的历史学家不是好作者，但此书对剩余利润的担忧和批评显然不是新思想，凯恩斯以降的整个需求派经济学不都这么说吗？最近Daniel Alpert还出了一本 The Age of Oversupply，也说这个问题，而且还被批评并无新意。也许利维斯通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用美国经济史给需求派提供了子弹。另一个可能的批评是：你如此推动“反节俭”，过度消费会不会导致资源不足和环境崩溃？但利维斯通真正推崇的是使用价值。今天的很多政府项目其实已经是投资社会化，不是单纯追求盈利，而是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可是如果不是让钱，也就是市场去配置资源，你这个“投资社会化”到底能否有效运行，利维斯通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论证。还有一点，把财富再分配——对富人收更多的税来分给穷人——这一招也不能无限使用，现在美国排在前10%的富人已经承担了过半的联邦税。我认为，提出消费文化是个好东西，是此书的最大亮点，尤其是在这个很多人反对消费文化的时刻。
在我看来，所谓“消费文化”，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普通人”的一次进步。过去无论文化、科学、艺术还是政治进步大多是精英推动的，升斗小民整天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奔忙，对身外之物没什么可说的。普通人在原始社会是奴隶，在专制社会是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换句话说，都是给人干活的角色。而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给普通人带来一个新角色：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普通人不必被压迫就有话可说。他们不再仅仅作为劳动力被社会选择，他们做选择。他们的喜好决定哪种艺术能够流行哪种科技能够壮大，以及哪个精英能变富豪。他们变得有思想有个性，他们追求能取得别人认同的使用价值，并因此把同情心用于推动社会进步。
也许消费文化还时不时表现得比较庸俗，也许消费者泛滥的同情心还时不时把政策搞坏，但是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只要有“more”—— 更多的物质、教育和休闲时间，世界必将进化到人人都是贵族的一天。消费文化，才是真正的“庶民的胜利”。■
延伸阅读
●《巨富》
[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著，周晋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The Age of Oversupply
[美]Daniel Alpert著， Portfolio，201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