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对于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着墨并不算多，仅有三段话、不足400字。言简意赅的表述中，每个逗号隔开的都是一项关键改革。
《决定》中有熟悉的政策表述，有措辞的细微变化，也有颇有新意的提法。变与不变中，到底意味着未来几年改什么、改到什么程度？
11月25日早上8点半，在北京西城区成方街32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部，财新记者专访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求解关于未来金融改革走向的诸多疑问。
2009年7月易纲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时，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刚突破2万亿美元不久。今年三季度末，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3.66万亿美元。在采访中，易纲坦言，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最优规模。未来，如何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使外汇储备不再快速攀升，仍然是易纲面临的主要任务。
此外，如何管好、用好存量外汇储备，也是考验。在“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展了多元化投资的尝试，包括成立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等。今后在储备投资多元化方面，还可能有哪些新思路？易纲给出了开放式的回答，“欢迎提各种意见”，但“最终要看业绩”。
汇率形成机制与国际收支平衡密切相关。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已经持续多年，仅在2012年出现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小幅逆差。“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带来人民币持续的单边升值压力，而持续升值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实现弹性更大的双向波动，有利于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
从2005年7月21日启动算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经走过了八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34%，对一篮子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8%。
如今，随着汇率逐渐接近均衡水平，升值幅度已经不再是惟一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汇率形成机制是否市场化、是否有足够的弹性，央行能否尽可能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资本项目开放是目前金融改革中所受关注最多、争议最大的领域。近两年，围绕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是否成熟、条件是否具备，学术界有过多番争论。中国最早在1992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6年12月，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时隔17年，资本项目可兑换仍未有实质性突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从近几年的实践看，资本项目开放方面碎片化的改革一直在小步推进，如简化QFII申请程序、降低QFII资格要求、扩大QFII投资范围等。深圳前海、温州、上海自贸区等区域性改革方案，也都包含了试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部分子项目。
未来，将如何有序、渐进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如何提升管理和防范风险？
近两年，利率市场化进展较快，最后尚未突破的是存款利率上限。存款利率完全放开的难点是什么？还有哪些条件尚未具备？完全取消央行基准利率后，商业银行如何寻找新的存贷款利率之锚？
这些都是易纲非常熟悉的领域。55岁的易纲在央行系统内任职16年。在2009年7月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之前，先后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央行行长助理、央行营业管理部主任。2007年12月出任央行主管货币政策的副行长。
学者出身的易纲，非常重视理论和逻辑。进入央行之前，他先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在采访中，他强调任何先行先试的金融改革试点，都得先过理论关。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易纲回答了我们的所有问题。对于某些改革议题上存在的外界疑虑和学界争议，他毫不回避，一一回应、解释。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很多问题，如汇率、利率、外储投资，易纲都认为，根本出路是要相信市场逻辑，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外储已超最优规模
“不论假设什么样的情形（巨大冲击），中国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够了”
财新记者：三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近3.7万亿美元。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最优规模？
易纲：我想是。有人在为巨灾性的冲击做准备，如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超过雷曼危机的巨大冲击。我觉得，不论假设什么样的情形，中国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够了。
有强大的外汇储备有很多好处，体现中国国力，提升信心，显示巨大的威慑力，使得想攻击中国的投机商不敢攻击，从而是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保障。
但凡事都得有个度，超过一定的度，好处就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如果超过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两条曲线交叉的均衡点，外汇储备再继续增多，实际上就是不合算的。
边际成本包括，一是大量出口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二是，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是央行购买美元、吐出基础货币的过程，央行就得对冲过多流动性，而这是要付利息的，有成本。另外，央行的市场干预也不是最优选择，应当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财新记者：中国现在处于曲线上的哪个点？
易纲：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二线的交叉点，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离开均衡点有多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什么是最优外汇储备规模？有人说要满足几个月的进口支付需求，有人说必须是外债的一定比例，有人用贸易衡量，有人用投资衡量，还有人假设在最强大攻击下需要多少外汇储备，就是所谓压力测试。我把这些贸易的、外债的、进口的、出口的、压力测试等几种模型，都测了，说明外汇储备是足够的。
财新记者：存量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怎么考虑？最近提到要成立几个不同的基金？
易纲：外汇储备投资，我觉得大家可以敞开想，提各种建议，但回答是，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对国家和人民负责，最终要看业绩。
央行通过干预市场买回来的外汇储备，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对应着央行的负债，这些资产要管好，如果管不好，宏观上会有很大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想各种办法。例如，成立中投是个办法，又成立了被称为“中投第二”的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它们运行得也都各有特点。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汇储备投资也有自己的业绩，可以综合比较。
总的来说，一是资产负债要匹配；二是权责要匹配，不能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如果拿出一块资产自己管，就必须对这块资产负责，如果业绩不好，今后再采取这种办法，很多人就会提出意见。投资业绩和资产质量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证明。所以资产不可轻易划拨，划来划去，就说不清楚谁的业绩好了。所以，从体制上要有资产负债的匹配，权力和责任的匹配，要有充分的激励机制，要有一定的竞争。
如果有进一步的建议，很欢迎，但前提是责任要明确。另外，希望能论证这种策略和体制机制能够产生比较好的业绩。
国际收支平衡是惟一药方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一个是追求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另外，汇率起比较大的作用，如果汇率到了均衡水平，会自动平衡国际收支”
财新记者：增量方面，如何让外汇储备不再增长，现在看来还在增加，特别是受美联储推迟QE退出的影响。
易纲：惟一的药方就是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希望多进口，希望旅游、服务上花的钱多一些，对外投资多一些。只要国际收支平衡了，外汇储备就可以不增长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财新记者：你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传达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会上提出，“加快完善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如何理解？
易纲：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政策上可以更加强调进口的重要性。其实进口也创造很多就业。重要的原材料、能源进口对中国非常重要。
另外，过去不太重视中产阶级需求的一些进口，把一些中等收入阶层需求很高的商品，误作为奢侈品，对进口一直不鼓励。现在收入提高这么快，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需要的服装、笔记本电脑、化妆品等进口商品，都是广大人民需要的，应当从税收、经销渠道上给予鼓励，解决现在国内外价格差距太大的问题。如果放开分销渠道，关税再做适当调整，国内外市场的价差才会缩小。有人认为，国内外价差大是因为品牌的中国策略，就是把中国的价格定得高，但我相信，只要有充分竞争，价格高一点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差价这么大，有点离谱。
财新记者：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结束了1999年以来的“双顺差”，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国际收支初步呈现自主调节、自我平衡的势头。但2013年国际收支重现“双顺差”，是什么原因？
易纲：我觉得，一方面和国际资本流动有关。主要发达国家央行都是宽松货币政策，这对中国压力比较大。例如美国的量化宽松（QE），日本的数量和质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也在小心地呵护着经济复苏的势头，前段时间欧元有点走强，欧央行就比较关注，10月7日降息后欧元就下来了1%。
另一方面，今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也超过去年，前十个月已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在香港和大陆的企业和个人对人民币走势的预期，也是重要因素。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看，今年确实是资本流入的压力比较大。
财新记者：近来国际资本跨境异常流动加剧，波动性上升，尤其是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流入流出趋势逆转很快。如何进一步增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和分析，提高预警能力？
易纲：国家外汇管理局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预案，规定当资金流入多大时启动什么样的应对，达到阀值就会启动预案。而且，这个预案不是束之高阁、没有用的预案，预案从2010年做出来之后，到现在为止已经启动了三次，每次启动还都比较有效。
我想，用行政管制、审批的办法，控制资本流动的效果有限的，而且往往是暂时的。出台一个新的对付资本流动的办法，往往在三个月左右可以比较有效，过了三个月，效果就差了，因为人们会想出其他办法对付政策，就像人的抗药性。
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一个是追求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另外，汇率起比较大的作用，如果汇率到了均衡水平，会自动平衡国际收支。
汇率改革重在机制
“我看现在非常接近均衡了。但我希望机制更加灵活，弹性更大一点”
财新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如何理解？
易纲：首先，什么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汇率，这是基本特征。
有三个要点：一是发展市场，让市场更加便利，进入、交易别受那么多行政审批的限制，根据市场需求发展套期保值等产品，目前中国的外汇市场的深度和产品丰富程度还有较大差距，所以需要发展市场。二是增加汇率弹性，双向波动，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幅可以适当扩大，因为现在人民币的波动率是各种主要货币里最小的，加之国内利率高，套利就变成无成本的，波幅适当扩大，可以使套利成本更高一些，而且实际上对企业没有太负面的影响。三是希望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但跟过去不同，不是盯住美元不动。
要点就是这三个，可以看出今后的重点。简单说，就是继续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同时比较平稳。
财新记者：你认为，人民币升值对老百姓有益。但不少出口企业深受人民币升值之苦。如何看待这些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得失？
易纲：我觉得要全面看这些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升值对出口企业不好。现在有人说人民币“被升值”，甚至说影响非常负面。实际上，也要看到另一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调整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首先是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去年GDP超过8万亿美元。其次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例如，去年中国进口5800多万吨大豆、2.7亿多吨石油、7亿多吨铁矿石。如果人民币没有升值，所有老百姓吃的豆油，以及豆粕饲料都要更贵。还有8000多万出国旅游的人得到实惠，出国留学的成本也大幅下降。
为什么现在对升值的批评很多？因为出口企业的声音比较大，而得到实惠的老百姓以及间接的受益方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是，凡事皆有度，我也不希望人民币升值过头，还是合理均衡、基本稳定比较好。怎么裁判汇率是否合理均衡，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国际收支，国际收支平衡了，汇率就均衡了。
其实总体看，人民币汇率是很稳定的。综合看人民币对52种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2000年至2013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升值17.3%，实际有效汇率（REER）升值21.9%，平均每年升值1点多个百分点，这跟中国劳动生产率进步和经济发展绝对是相匹配的。所以，人民币并没有被升值，并没有对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害。过去十几年，中国多数年间是双顺差，也证明了人民币升值没有过头。所以，整体上还是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
财新记者：你对接下来的人民币汇率趋势怎么看？是不是还会升值？
易纲：我看现在非常接近均衡了。但我希望机制更加灵活，弹性更大一点。
财新记者：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吗？真正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不是就是自由浮动？
易纲：在多数情况下就是自由浮动。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什么是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就基本是自由浮动，总体上是市场决定的方式。但在自由浮动下，并不排除在危机冲击下、特殊事件发生时，还可以有符合、尊重市场规律的央行调控。自由浮动，并不是意味着央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调控。把这点讲清楚，可能多数人的顾虑就解除了。
财新记者：现在离自由浮动还有多远？
易纲：现在离自由浮动不远了，很近了。举个例子，2012年大部分时间里，央行没有入市。
财新记者：即使将来实现了自由浮动，央行一旦想入市干预也是很容易的？
易纲：这个就是要以规则为基础（Rule based）。什么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干预？就是官员个人的判断不能充分论证干预的必要性，必须设定一些条件，明确规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以什么方式、做多大程度的干预，这就是以规则为基础。条件应该比较清晰，就是要把干预市场的权力放在笼子里，而且笼子还要透明。强调市场取向、市场决定，干预就是有规则的，这样能够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增强市场信心。我们希望市场是简单的、法制的、规则清晰的、信息透明的、充分竞争的。
财新记者：是不是也要考虑改革时机问题？
易纲：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如果理念和公众舆论不改变，即便抓住了好时机做了也白做，也会退回来。例如，2008年奥运会时，升值暂时停了一年半。因为公众和舆论压力，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奥运会是头等大事，奥运会期间不能出事，所以奥运会期间升值就停了。将来假如出现类似雷曼危机的事，要不要停？假如出口不好了，要不要停？其实出口不好了，更不应该停下来，因为出口不好了，人民币就会贬值，很快出口就会好转。
但是，只要一起风一起浪，人们第一反应就是人民币汇率要停下来。这不是改革的决心问题，而是理念问题。引导公众舆论是很困难的，大家的惯性就是，只要一起风浪，汇率浮动就得停。
财新记者：汇率实现完全自由浮动是个渐进过程。有没有可能在上海自贸区先实现？
易纲：有好多人这么设想。我认为，从理论上这个设想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市场。如果上海自贸区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你刚才说的设想是可以的，但如果“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上海自贸区就变成了离岸市场，和内地市场就不通了，实际上就没意义了，离岸市场已经有香港。如果二线不管住，就没法在上海自贸区做这个事，因为资金在自贸区和内地其他地区是自由转移的，那就等于全国市场都是自由的了。难点就在这里。
利率市场化进程
1996年6月1日
■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正式放开
1997年6月5日
■ 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价格同步放开
1998年9月
■ 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以市场化利率招标的方式发行
1999年10月
■ 国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发行
1998年3月
■ 人民银行改革贴现利率生成机制。贴现利率和转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的基础上加点生成，在不超过同期贷款利率（含浮动）的前提下由商业银行自定
2000年9月21日
■ 实行外汇利率管理体制改革，放开外币贷款利率和300万美元（含300万）以上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30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仍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2003年7月
■ 放开英镑、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管理
2004年11月
■ 放开1年期以上小额外币存款利率
2004年10月
■ 央行取消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封顶，下浮幅度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9倍，城乡信用社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2.3倍；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但不能上浮
2012年6月8日
■ 央行将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浮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基准利率下浮区间扩大到0.8倍
2012年7月6日
■ 央行将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
2013年7月20日
■ 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贷款利率下浮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上限
2013年10月25日
■ 贷款基础利率（Loan Prime Rate，简称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
资本项目有序可兑换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对人民财产权的进一步的保护和进一步的扩围”
财新记者：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下一步怎么走？
易纲：《决定》中资本项目可兑换写得比较多。利率、汇率只有一句，资本可兑换有一段文字，“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说明中央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重要性的重视。
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和2001年加入WTO，这两件事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出口第一、进口第二，这就是经常项目可兑换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实际上，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对人民财产权的进一步的保护和进一步的扩围。例如，计划经济时代，城里的老百姓不允许拥有房子，后来可以拥有房子，有钱买房子变成选择权了，这是对财产的保护和扩大选择权；过去老百姓因私出国旅游很困难，现在出国旅游很方便，可以出国旅游变成权利的一部分。资产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配置，是经济主体的一种权利，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对这种权利的认可和扩围。
将来要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其结果是，通过双向开放，中国将成为对外投资大国，也会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大国。这对中国当然是好事。
财新记者：但也有很多人有顾虑，担心资本流出，担心中国受到外部冲击。
易纲：有人担心，如果开放了资金都流出去，中国股市不就要跌了吗？其实，如果开放就会有大量的资金想进来。还有一种担心是，资本开放后门户大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小就是因为资本管制。其实这并不是资本管制的功劳，但很难说服大家。
这些忧虑中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把资本项目可兑换理解成国门大开，热钱可以自由地流入流出。其实并非如此。这个担心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解决了，“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这句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按照这个部署做了很多工作，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统计是抽样，而中国是逐笔统计。
财新记者：如果资本项下可兑换，就是不应该控制吧？
易纲：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有法律界限、有市场规则，在法律界限和市场规则内，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什么是宏观审慎的管理理念？就是对资金流入和流出心里要有谱，对于像索罗斯进攻英镑或打泰国，这些案例要研究。分析在这些案例中，市场发生了什么，怎么样能有一套规则，既能保护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又防止恶性竞争，这就是宏观审慎的主要精神。同时，我们还会保留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等机制，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论文也提出，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还可以暂时对资本项目进行某些管制。
财新记者：上海自贸区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是不是可以马上开展？方案基本做完了？
易纲：对，计划得差不多了。在这方面，上海自贸区会有很大进步，会有实质性的试点。但正如刚才说过的，自贸区跟内地市场是什么关系，还是个大问题。
财新记者：三中全会提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个人进行境外股票投资的QDII2进展如何？
易纲：现在方案正在制定中。
宏观审慎防风险
“既能保持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又给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最大的自由和方便。这就是监管的理想境界”
财新记者：今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结售汇综合头寸下限管理措施，将银行的结售汇头寸限额与外汇存贷比挂钩，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宏观审慎管理包括哪些内容和政策工具？
易纲：宏观审慎管理的原理主要是，一是要审慎，第二也会关注一些风险点。比如关注期限错配，如果很多企业都是以短博长，就会提醒，因为如果过于以短博长，一旦市场流动性发生逆转，就会有风险；另外，也关注币种错配，一旦发生汇率大动，现在很好的资产负债，突然就出问题了。
5月份出台的将银行综合头寸与外汇贷款挂钩，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宏观审慎管理方法。因为外汇贷款有资金来源和贷款在期限、币种上的匹配问题。当贷款期限和币种错配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对银行稍微有限制，要求银行必须保持综合头寸，是对币种错配最低的要求；要求综合头寸跟贷款挂钩，就是要考虑平衡发展，看期限和币种是否匹配得好。
财新记者：修改后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将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新办法对于增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有什么帮助？
易纲：应当说，更加健全了。我们的理念是，有强大的国际收支统计系统，同时应该把权力放在笼子里，既有比较健全的国际收支统计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又让绝大部分遵纪守法的人感觉不到监管。这样，既能保持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又给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最大的自由和方便。这就是监管的理想境界。
财新记者：这两年，包括贸易融资、直接投资、发行债券等在内的人民币外债逐步增加。如何管理人民币对外负债？是否应该纳入外债统计口径?
易纲：按照国际收支的统计原则，外债就是外债，币种不重要，都应该纳入。例如，美国外债都是以美元计价，但没有影响美国的外债统计，不能因为美元是本币，美国就没有外债。这个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中都很清楚。
到现在为止，中国公布的外债，还没有人民币外债，因为延续了过去的统计口径。但是，在理论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应该包括所有的中国经济主体与境外的负债关系。
培育市场利率新基准
“主要看两点：一是市场利率要代替央行的基准利率；二是要看银行内部核算是不是都以市场利率为基准”
财新记者：加快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下一步的重点是什么？
易纲：现在债券利率和金融产品利率都已经放开了，贷款利率也放开了。难点就是存款利率，我们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会逐步放开。
其实，中国老百姓的存款利率并不低，比港币、美元、日元、欧元都高多了，一年期存款利率3.25%，人民币是稳定的货币且在升值过程中，还有什么货币能有这样的利率呢？
财新记者：存款利率放开后，会不会降下来？
易纲：多数人认为，存款利率放开后还会再升。但是，要考虑如果再升，会有什么问题。
财新记者：什么时候条件成熟？
易纲：主要看两点：一是必须有新的基准代替央行的基准利率，就是市场利率要成为基准；二是要看银行内部核算是不是都以市场利率为基准。
例如，可能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代替基准利率，如果将来发展到银行的很多定价都以Shibor为基准了，总行和分行上存下贷、资金往来核算是以Shibor为准，而不再是以存款利率为准，那就是可以放开的信号。
当然，Shibor是个例子，将来更重要的也可能是回购利率。不管是哪个，如果将来能够发展出一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基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央行的基准，就可以放开。就怕一旦放开，又没有新的基准利率代替，市场就混乱了。
财新记者：在上海自贸区或温州、前海等试点区域，存款利率市场化有没有可能先走一步？
易纲：我们鼓励各地在可能的范围内多试。相信市场上的人可以有很多创新。但是，先行先试总体上必须要过两个关：一个是理论关，理论上要能够自圆其说，我是相信逻辑、相信理论的；第二关就是实践关，实践中市场不能乱了，还得有序，还得符合老百姓的利益。
财新记者：你怎么看最近债市资金比较紧张的问题？
易纲：既然要想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会看到市场有些波动，这是自然的。对于这些波动要有平常心，要有容忍的范围，当然，央行也不会让它发展到极端，发展到影响到经济活动的程度。但是，市场供求决定利率，债券供求决定债券价格，要做这件事，就会承担今天和明天利率有波动的后果。所以对这个事，原则地说，还是要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
1978年-1993年末
■ 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双轨制
1994年1月1日
■ 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贬值至1994年1月1日的8.70人民币/美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2002年4月2日
■ 公布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价格
2005年7月21日
■ 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一次性调高2%，为8.11元人民币兑1美元
2005年9月23日
■ 扩大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从原来的上下1.5%扩大到上下3%
2006年1月4日
■ 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方式，同时保留撮合方式；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央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个工作日上午9时15分对外公布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币汇率中间价
2006年8月1日
■ 公布英镑对人民币汇率价格
2007年5月21日
■ 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3‰扩大至5‰
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
■ 人民币升值暂停
2010年6月19日
■ 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2012年4月16日
■ 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日浮动幅度由5‰扩大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