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高层已多次表达对不断累积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担忧，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防控债务风险”列入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且排在第三位，还是令人颇感意外。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无法再继续加杠杆，甚至可能是降杠杆的开始。
地方政府性债务存量规模到底有多大，目前仍无公开数据。上一轮的审计结果是，截至2010年末，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今年8月，审计署对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五级政府的债务开展新一轮全面审计，将债务总量数据更新至2013年6月末，但审计结果尚未公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是“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市场机构的估算印证了这一趋势：华创证券预计2013年地方性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8%，而在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前的2008年，这一比例为18%，2009年跃升至26%，此后一直维持在24%以上。多家研究机构测算，目前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为15万亿至20万亿元。
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称“总体是安全可控的”。
值得关注的风险点，一是局部风险积聚极高，例如审计署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达188.95%，若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者达219.57%；二是融资渠道多元、隐性，相当高比例的资金是直接和间接来自银行，局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很容易向金融机构蔓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
所谓短期应对措施，可能包括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化解潜在风险点。此前，财政部已经与一些债务率较高的地方政府沟通具体的债务化解方案。
长期制度建设则应从根源上遏制举债冲动、规范举债行为。具体措施包括，通过改进考核体系，强化对地方官员的“债务问责”；改善地方财政治理，以民主程序强化预算约束；发行公开透明的债券，让市场和投资者约束政府举债行为。
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之所以难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单纯以经济增长评价政绩的考核体系，“激励”地方官员只为在任期间的GDP负责，而不必担心新增多少债务。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确责任落实，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
这方面的政策变化，已经在12月9日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中得以体现。《通知》首次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提出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防止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对于各级地方政府多年来存在的“新官不理旧账”“吃子孙饭”等痼疾，《通知》指出将考核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
当然，考核和问责最终会对地方政府举债产生多大约束，还取决于政府债务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如何设计、在考核中占多大比重以及将对考核不合格者作出怎样的惩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全口径的债务预算，不仅应包括由财政部代理发行或地方政府自行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还应该包括以政府融资平台名义举债的债务，融资平台债务应进一步区分政府负有偿还责任、担保责任和其他责任的债务。而且，债务预算编制还应关注长期债务风险，避免短期内财政扩张过度，影响财政资源分配的代际公平。
“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最根本是要赋予本级人大对全口径债务预算的审议和监督权。
在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为防控债务风险，亟需尽快建立规范、透明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公开发行债券的“前门”，应该开得更大一些，在目前财政部代发和少数地方政府自行发债之外，还可以尝试发行市政债，但这需要以修改《预算法》、制定地方政府发债的相关管理办法和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为前提。在发行市政债的条件具备之前，由单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成立项目公司、发行项目债，也是可行的选择。目的是使地方政府举债更加规范、公开、透明。
防控债务风险对于降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当然是有益的。但很多人担心，控制和化解债务，是否会拖累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毕竟，基础设施投资是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寓改革于调控之中”，在地方政府控债务、降杠杆的同时，还应该同时推进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破除壁垒，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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